“抱布贸丝”的“布”作何解?——感受麻涌中学学生的质疑精神和表达水平

 “抱布贸丝”的“布”作何解?(附文三篇)


——感受麻涌中学学生的质疑精神和表达水平


吴泓 


    从东莞上课回来,在博客上收到上课时提问“布”的同学的留言。今录如下:


    学智骑车去旅行:   2012-09-15 17:56:26


    吴老师,您好!我是昨天有幸上您的课的学生!我是那个说“布”是钱币还是布匹的学生。非常感谢能遇到您!您的教育方式,我非常赞同!唉。无奈的是,目前为止还不能大规模的应用吧?暂且不谈这个话题。说说我们昨天上课的几个问题吧。


    下课之后,我思考着,我还是觉得“布”应该翻译成钱币。女主人公是卖丝的,如果翻译成布,男主人公用布去换丝。这事,相对在城里生活的女主人公来说,是不是有些不需要呢?


    至于“抱”这个动词,如果是布匹的话,淇县到朝歌有十多公里远的路程,应该是用车子来拉,而不是“抱”。如果是钱币,就可以理解成,男主人公担心钱在路途被抢劫。


    以上是学生的观点,不知道吴老师意下如何呢?


    还有,吴老师说有10部关于爱情的电影跟评论,不知道老师方不方便告诉我哪10部电影呢?因为,我妹妹在上初二,我发现她跟一个男生在交往,成绩也一落千丈,所以,我想试试你这方法。


    谢谢,吴老师!祝你工作顺利,健康愉快!


    我的回复:   2012-09-17 16:39:34


    这位同学爱思考喔!说得还蛮在理的,但要求证。老师去好好查查!非常感谢您。等老师研究后在博文里回答您——也是一己之见。


    10部爱情电影也等老师整理一下,一并发到博客。


    麻涌,麻涌中学,麻涌中学的同学,还有热情的王春雷老师,热心语文课改的黄校长,都留给我美好的记忆。


  回复完这位同学的提问,最先让我感受到的就是麻涌中学同学们的质疑精神,虽然他们不像我的学生那样接受过较长时间的提问训练,但质疑、提问却是人的天性(“好奇心是强而有力的才智,它具有持久而稳定的特质”——英国作家约翰逊《漫游者》)。我们长期不让学生提问,他们就懒得提问,最终就不会提问了。再从这位同学上述留言的表述上看,我看到的不仅是文从字顺,层次分明,更看到简明、得体、有序的文字背后的修养、素质、潜能。


  麻涌中学的黄校长说,他们也准备在高一年级全面开展语文专题研究性学习的实验。我期待着,期待这一种子在他们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知道,学生的学习热情一旦激发起来,其潜力无穷,前景远大。而上面这位同学表现出来语言能力、思维水平等,说明他们完全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至善、至美。


  麻涌短短的一个上午,那里浓郁的教研氛围让我感动。据教研室王老师说,东莞初中语文科组长、珠海一中的语文老师,都赶来参加这次活动。


  从河池回来,我上网查有关“布”的信息,搜索出以下三篇文章,转发在此,但愿有助于这位同学对“布”的理解。(注意:这并不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一个古文化研究者,这是培育一种思维品质、科学精神和态度)


 


附:


对《诗经·氓》中“抱布贸丝”的确解


何丹  钱玉趾


    《诗经•卫风•氓》有60行240字,在《诗经》里,尤其是在《国风》里是属篇幅很长的诗。《氓》写一个年轻女子,在男子“氓”的“抱布贸丝”的诱惑下,被“贿迁”到男子家里,共同生活三年,结果是劳苦了三年(“三岁食贫”),还受到暴力摧残(“至于暴矣”),最后被抛弃,在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在生活上造成了极大的困苦。因为没有经过正式媒聘、没有举行正式婚礼,教训极为深刻,所以她最后感叹:“静言思之,躬自悼(悲伤)矣。”“氓”的“抱布贸丝”带有猎艳性。


    《氓》的开头是:“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非)来贸丝,即来我谋。”其中的“布”如何解释?余冠英《诗经选》说:“抱布贸丝是以物易物”,译为“抱着布匹来换丝”〔1〕。程俊英《诗经译注》译为“抱着布匹来换丝”〔2〕。宋书功《诗经情诗正解》注为:“布,布匹……《盐铁论•错币篇》云:‘古者市朝而无刀币,各以其所有易无,抱布贸丝而已。’”〔3〕还有一些学者,将“布”注为布匹,这里不再列举。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语文》(第三册),系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定,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2年审查通过的教科书,其注释为:“〔抱布贸丝〕拿布来换丝。”〔4〕将“布”解为布匹,似乎成了定论。但我们认为是不妥的。


    宋代朱熹的《诗集传》对于《诗经•卫风•氓》“抱布贸丝”注为:“布,币。贸,买也。贸丝,盖初夏时也。”〔5〕朱熹没有说用布换丝,而是说用“币”买丝,说“布”就是币。此说值得重视。


    在《诗经》里,与衣服、鞋、帽有关的诗篇中,还没有发现“布”字。《邶风•绿衣》有“绿兮衣兮,绿衣黄里”、“绿兮丝兮,女(汝)所治兮”、“絺兮綌兮”等。“絺”是细葛布,“綌”是粗葛布。其中的衣服是用“丝”、“絺”、“綌”制作,与“布”无关。《郑风•缁衣》有“缁衣之宜兮”,“缁衣”,一般解为黑色衣服。《孔丛子•公孙龙》有“以丝麻加之女工,为缁素青黄”。“缁衣”应是丝麻加工制作。《桧风•素冠》有“庶见素冠兮”、“庶见素衣兮”。“素”有白色、本色的意思;“素”特指白色的生绢。《齐风•著》有“充耳以素乎而”,“素”指白色丝线。《郑风•丰》有“衣锦褧衣,裳锦褧裳”。“褧衣”,指用绢或麻纱制作的单罩衫。《曹风•蜉蝣》有“麻衣如雪”,“麻衣”是麻纱制作的衣服。《魏风•葛屦》有“纠纠葛屦”,是指用葛藤纤维制作的鞋。从以上引述看,都没有“布”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即《孔雀东南飞》有:“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其中“素”指白色生绢。只说“织素”,没说“织布”。


    褚斌杰《诗经全注》注为:“布,币。上古以布为货币。《周礼•地官》郑众注:‘布,叁印书,广二寸,长二尺以为币,贸易物云。’故布,以布为质料,有书印,按一定尺寸制作的货币。贸:贸易,购买。”〔6〕褚氏将“布”注为币,将“贸”注为购买,是一个大进步,值得肯定;但把“布”说成是布料做的“币”,应属不当。《盐铁论•错币篇》说:“古者市朝而无刀币,各以其所有易无,抱布贸丝而已。”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殷商时代已经使用贝币,西周开始已使用金属铸币。唐石父主编《中国古钱币》说:“殷墟5号墓(妇好墓)随葬六千余枚海贝……(贝)已有了货币的职能。”又说:“布币是由农业生产工具——铲演变而来,并认为‘布’是‘镈’的假借字。依形制可分为空首布与平首布两类……1970年在河南伊川富留店村,出土大型平肩弧足空首布604枚,通长90~101,足宽49~55厘米,重30克左右。”〔7〕布币出现以后,刀币也出现了。(伊川出土的平肩弧足空首布,见图一)





    战国时期仍在使用布币。高至喜《楚文物图典》载:“长型银布币……1974年河南省扶沟古城窖藏出土。通长15.8,宽5.8厘米,重188.1克。币似铲形,实首,方肩,平足……应为楚系布币。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银质货币……中型银布币……通长14,宽6.1厘米,重210.2克,短型银布币……通长11.1,宽5.7厘米,重134.3克。”〔8〕(上述长型、中型、短型银布币,见图二)





    《氓》是《卫风》中的诗。卫地原是殷商的故地,卫的国都是朝歌,在今河南省淇县(在郑州北)。出土空首布的河南伊川(在洛阳南),离淇县不太远。那么,《氓》中“抱布贸丝”的“布”,应是空首布或平首布中的一种(或两种都有)。这种“币”(布)是金属铸币,而不是布料制作的币。


    伊川出土的空首布一枚重30克,1000枚重30000克(30公斤),500枚重15公斤。《氓》“抱布贸丝”中的“布”,可能在15公斤以上,所以需要“抱”。抱“布”越多,越能显示“氓”的富有,就越能诱惑缫丝卖丝女子。“贸丝”是买丝,这个“氓”心怀叵测,他不会去向年老色衰的老妇“贸丝”,也不会向丑恶女或相貌平平的女子“贸丝”。因此,《氓》中的女子应该是一位非常年轻美丽的女子。她的美丽吸引了“氓”抱着大包“布”(金属币)前来“贸丝”猎艳。


注释:


    〔1〕余冠英:《诗经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2、64页。
  〔2〕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
  〔3〕宋书功:《诗经情诗正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6年版,第279页。
  〔4〕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语文》(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5〕朱熹:《诗集传·楚辞章句》,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3页。
  〔6〕褚斌杰:《诗经全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2007年重印,第65页。
  〔7〕唐石父:《中国古钱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8〕高至喜:《楚文化图典》,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15页。参见河南省博物馆:《河南扶沟古城村发现的楚金银币》,《文物》1980年第10期。


  何丹:四川民族出版社(成都)副编审
  钱玉趾:四川省科协(成都)高级工程师

 


初读《诗经》“抱布贸丝”之“布”考


张鸿鸣


    《诗经•卫风•氓》中的“抱布贸丝”句,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应解释成“抱着布匹来交换丝”,将“布”解为“布匹”。另一种则认为应该解释成“带着钱来买丝”,将“布”解释为“布币”。今人多从前说,但若仔细考证,似应以“布币”之说为宜。


    布币之“布”,即“镈”之省文。省文,就是用一个笔画较为简单的字来代替与其读音相同或相近但笔画较繁的字,这是早期汉语中常见的一种以简代繁的语言现象,多见于早期文献及铭文,如“黄”为“横”之省,“甘丹”为“邯郸”之省,“镈”音“搏”,大概是“布”是其音转。


    “镈”,本来是上古时期一种农具,形如铲,后来逐渐演化成为货币。《诗经•周颂•臣工》:“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命令我的农人们,收藏好你们的锹和锄),便是农具“镈”之证。


    “镈”演化为钱币,大约应在西周末期。现在所见到的早期布币是空首布,布首尚留有插木柄的空间,这类布币大多属于无文大布,素面无文,形体较大,尚保留了原始农具的某些特点,但其具体年代并不好推测,现在我们能见到一种铭文为“东周”的空首布,据民国丁福保考证,其应于东周威烈王之后铸于洛阳。比较东周空首布及早期无文大布,东周空首布形体变小,钱币上出现铭文及阳文界格,显然成熟于无文大布,向前一推,布币出现的年代大概就在西周中后期到末期,而《氓》的成诗年代,一般认为在东周早期,晚于布币出现的西周中后期到末期。因此“氓”有可能使用布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氓》出自“十五国风”中的“卫风”,卫,是殷商的后代,都城在今天的河南郑州北部。综合考古资料来看,山西、河南这一带恰是布币集中出土的地区,因此,“氓”不仅有可能使用布币,还极有可能在生活中广泛的使用过布币。


    有的学者认为,若释“布”为“布币”,则无法对应上文的“抱”字,因为布币体量并不大,似应用“持”或“怀”字。殊不知,在先秦时代,“抱”并不只有“怀抱”这一种意思,比如《老子》中“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式”“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这里的“抱”如果再机械的理解成“怀抱”,显然是不合适的。事实上,“抱”在那时还有“持、拿、带”之意。《公羊传•僖公三年》:“虞公抱宝牵马而至”,《诗经•召南•小星》:“抱衾与裯(音‘绸’,单层被子)”,以上两处的“抱”都明显有“带、携”的意思,因此“抱布”其实就是“持布”或“怀布”。退一步来讲,如果“抱”确为“怀抱”之意,也可以讲的通,从考古发现来看,先秦布币出土多是码放整齐的一捆捆布币,从重量上来看,大约五百枚布币重量便已达到十五千克,因此,无论是从体量还是从重量上来说,用“怀抱”也没有什么不妥。


    那么,布币在当时有没有“布”这一称谓呢?有!《周礼》载“外府掌邦布之出入”。还有更直接的证据,东周的楚国曾铸造过一种“楚大布”,其铭文便是“殊布当十化”。丁福保在《历代古泉图说》中引《古泉汇》注云:“布者,乃此迥异诸布,乃殊之品也”。由此可见,在东周时便有称布币为“布”的现象,《氓》中用“布”来指布币是完全可能的。


    至于为什么说将“布”释为“布匹”不成立,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其一,《盐铁论》曰:“五贝为朋”,丁福保注云:“以贝为货,币始于夏,周景王时患钱轻,将更铸大钱,单穆公争之,不得,卒铸”。综合今日中原地区贝币及布币大量的出土,可知在周代货币已广泛使用,“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已趋于消亡。卫地处于货币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更不应出现“以布匹换丝”这种原始交换方式。


    其二,遍查《诗经》,未发现有用“布”代指“布匹”的现象,《诗经》中指布匹多用“絺(细葛布)”、“綌(粗葛布)”二字,《周南•葛覃》:“为絺为綌,服之无斁(厌烦)”,《邶风•绿衣》:“絺兮綌兮,凄其以风(细葛布啊粗葛布,穿上冷风钻衣襟)”。《鄘风•君子偕老》:“蒙彼绉絺(罩上绉纱细葛纱)”。其中后两句分别出自“邶风”和“鄘风”,邶、鄘、卫三地本是一地,武王克商后分割商城朝歌,以朝歌北为邶,南为鄘,东为卫。因此可知,在卫地称布匹用的也应是“絺”或“綌”,而非“布”字。


    事实上,早在汉代《毛诗》中便有注:“布,币也。”朱熹《诗集传》亦从此说,不知今人为何多弃此说。全面考虑,似还应以“布币”的解释为宜。


参考书目:


    1、《毛诗》


    2、《先秦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3、《历代古钱图说》民国   丁福保


    《诗经》译文选自《先秦诗鉴赏辞典》


    说明:看到我们语文课本中对这一句的解释语意不详,故为此文,惟识者鉴之。


 


关于布币的三个问题——读云梦出土秦简《金布律》扎记


赵德馨


    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为解决战国时期经济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本文只就其中的《金布律》来谈谈有关布币的三个问题。


    布币的实体是布匹


    根据先秦两汉文献的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种货币中,有一种叫做“布”的货币。这种布币的实体是什么,汉魏以后的人就不甚明白了。有些古钱学家把铲形铸币称为“布币”,认为古文献上讲的布币就是这种铸币的名称。这种看法,长期被人相袭沿用。解放后的有关论著,包括几本研究中国货币史的专著,也没有对它有所怀疑。于是,“布”即铲币,似乎已成定论。周谷城同志曾著文指出:“(铲形铸币的)形体仍是铲子,何以要把铲币称作布币?(刀形铸币的)形体仍是刀子,何以要把刀币称作布币?也没有人试图说明过。”这个问:题提得好,怀疑得有理。可是,周谷城同志研究的结论是:“决不能有布币之名”,“‘布币’之名称是不能成立的”(周谷城:《略谈我国古代货币中的“爱”与“布”》,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六日《光明日报》),根本否定布币及布币问题的存在。这样一来,又增加了一个有无布币的新问题。


    关于布币的名称与实体,在先秦两汉的文献上本是有明确记载的。其中,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说得最具体。他在叙述秦统一之前的货币制度时说:“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很清楚地指出那时的货币有金,钱和布帛三种。至子这三种货币的实体,它们的形式与规格,他引用了《九府圜法》的记载:“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九府圜法》虽托“太公”为周立法之名,但是,大家都知道,它记载的内容是周初所没有的事,它反映的是战国末年的货币状况。对于《汉书》上的这一记载,一些货币学者为了证明“布”币乃铲形铸币之说能成立,总是说它是不可信的,虽然他们始终没有提出过可靠的根据来证明他们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郭沫若同志根据亲身的体会曾经说过:对于中国古代社会问题的研究,“地下发拥的材料每每是决定问题的关键。”(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九五四年新版序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出土了一批秦简。简上书“金布”二字的,就是秦国关于货币的立法《金布律》。其中一简写道:


    “钱十一当一布。其出入钱以当金、布,以律。金布”


    这一法律条文说明,秦国的法定货币有金,布、钱三种。这与《汉书》的记载是一致的。至于这三种货币中的“布”币之实体是什么?其形式与规格是怎样的?我们从另一简文中得到了回答:


    “布,袤八尺,福(幅)广二尺五寸。布恶,其广袤不如式者,不行。金布”


    这明确地说明了秦国法定货币“布”的实体就是布匹之布,与《汉书》中的记载又是一致的。总之,云梦秦简之出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第一,在战国时期,布币之名是存在的,第二,布币的实体不是通常所说的某种金属铸币,而是布匹。这就解决了中国货币史上一个被人们长期搞错了的问题。原来,把“布”币之名戴到铲形或刀形铸币上,是名实不相符的,是张冠李戴了。


    布币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主币


    春秋战国时期,有多种货币同时流通,其中哪一种是主要的?过去,货币史学家普遍地认为,在不同地区使用的各种金属铸币,如铲形铸币、刀形铸币和纺轮形铸币等,是当时的主要货币。他们由于根本不承认布币之存在,当然也都忽视了布币的地位。周谷城同志认为:“布被用作最早交换的媒介,也是可能的。但决不能拿这样的媒介来与货币制度已确立时的金属货币相提并论”。高振铎同志则断定;“由于金属铸币的出现,排斥了实物的布帛在社会上的流通”(高振铎:《与周谷城同志商榷“布”的内容与意义》,一九七八年五月四日《光明日报》)。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证明,这些观点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主币不是别的,恰恰是长期以来被货币史学家们遗忘了的布币。下述两方面可以证明这一点。


    第一,云梦出土的秦律说明,直到战国末年,布是主币,钱是辅币。


    我们先从秦律中一个引人感兴趣的现象说起。大家知道,当时习惯的是个、十、百、千、万的十进位制。但在秦律中作为量刑标准的钱币数额,却都是十一的倍数。细检云梦出土的秦简,包括秦的法律条文,法律答问和治狱案例,凡是肯定作为量刑标准的,莫不如此。现举二例,以见一般:


    例一,秦律规定,对盗窃者判刑,其量刑标准有二:参加的人数与赃物的价值。《法律答问》中说:  


    “害盗则徼而盗,驾(加)睾(罪)之。可(何)谓驾睾?五人盗,减(赃)一钱以上,斩左止(趾),有黥以为城旦,不盈五人,盗过六百六十钱,黥剿(劓)以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钱,黥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钱,之。求盗比,此气。”


    例二,秦律规定,管理财经的官吏工作失职,要按照标志失职程度的钱币数额依法惩处。《效》律中写道:


    “计脱实及出实多于律程,及不当出而出之,直(值)其贾(价),不盈廿二钱,除,廿二钱以到六百六十钱,赀官啬夫一盾,过六百六十钱以上,赀官啬夫一甲,而复贲其出殴(也)”。


    “数而赢不备,直(值)百一十钱以到二百廿钱,谇官啬夫;过二百廿钱以到千一百钱,赀啬夫一盾;过千一百钱以到二千二百钱,黄官啬夫一甲,过二千二百钱以上,赏官啬夫二甲”。


    上述二例中提到的作为量刑标准的钱币数额;二十二钱、一百一十钱、二百二十钱、六百六十钱、一千一百钱、二千二百钱等,无一不是十一的倍数。从整个秦律中还可以看出,一首一十钱和六百六十钱,是两个最重要的界限。例如,《法律答问》中有如下二条:


    “告人盗百一十,问盗百,告者可(何)论?当黄二甲。”


    “告人盗千钱,问盗六百七十,告者可(何)论?毋论。”


    前一条中的告者,只多告了十钱,要罚二甲(这是很重的处罚,相当于“耐为隶臣”或其赎金)。后一条中的告者,虽多告了三百三十钱,却不予处罚。这是为什么?原因在于,前一种情况虽只多告十钱,却达到了一百一十钱这个界限,说明告者是有意陷盗者以重刑,故应予重罚。后一种情况虽多告了三百三十钱,但因为无论盗千钱还是盗六百七十钱,都在六百六十钱到一千一百钱这个界限之内,不影响判刑的轻重,故可以毋论。这两条律令问答还证明,凡在秦律中出现的不是十一倍数的钱币数额,如上述二条中的百钱、千钱等,都只是作为案情举例,并不是量刑的标准;作为量刑标准的金额都是十一钱的倍数。


    案律为什么不以十进位的十钱、百钱、千钱等作为量刑标准,而是以十一倍数的十一钱,二十二钱,一百一十钱等为量刑标准?细读《金布律》就能知其缘故。《金布律》规定:“钱十一当一布。其出入钱以当金、布,以律”。这一条法律规定了布币与钱币的相互关系,强调“其出入钱以当金,布,以律”。这“以当”、“以律”四字很重要,说的是:在法律上,布币是主币,钱币是辅币,一布等于十一钱。所以,在其他法律条文上,写的虽是钱币若干,实际上却是当布若干。十一钱者,即一布。一百一十钱者,十布也。一千一百钱者,百布也。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懂得,量刑标准实际上本是以布为单位的,因此也是采用十进位的。“其出入钱以当金、布”的法律条文,和在法律上实际上是以布币为量刑标准的单位,以及把一部关于货币的专门立法直接称为《金布律》,都证明了布币的主币地位。


    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同志中间,曾经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虽曾同时使用几种货币,但在这几种货币之间,说不上有主币与辅币的关系,因为在法律上没有这种规定,甚至没有法定的兑换比价。秦律的出土,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必要再作进一步的研究了。


    第二,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文献中,记载当时的货币主要是布币,或者以“布”统称当时的货币。


    古代中国的货币,在周中叶以后,开始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变化的内容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原来以实物形态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贝、龟、玉、珠等,由于种种原因逐渐地从货币领域中被淘汰出来,不再起货币的作用,还原为一般商品。与此同时,一些为广大群众所需要的生产工具,如铲、刀、纺轮等等,又从一般商品演变为货币这种特殊商品。这一变化过程经历整个春秋战国时代,到秦统一六国后,才在法律上宣布,“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臧,不为币”(《汉书•食货志》)。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布币适应当时商品交换水平的需要,成为主要的货币。


    在商品交换发展的最初阶段,布匹早就同龟、贝、珠、玉等成为一般等价物,起着货币的作用。“古者市朝而无刀币,各以其所有易所无,抱布贸丝而已”(《盐铁论•错币》)。在这几种货币中,布是来源最广泛又为人们最需要的,所以成为日常交易中最主要的货币。而龟、贝、珠、玉等,或由于来源有限,或由于不易分割,或由于没有固定的形式与价值,或由于不是人们日常生活或生产中所必需的,总之,由于不能适应商品交换日益频繁对货币的要求,便先后被淘汰了。到了周中叶以后,真贝在市场上不见了,仿制的石贝、铜贝、银贝随后也销声匿迹。《管子》中说:“古以珠、玉为上币。”珠、玉与龟壳大概只限于在贵族之间作为财富的象征和支付手段,始终没有成为民间日常交易中的货币。周中叶以后,就很难看到龟、玉,珠,贝和金属块起货币作用的记载了。但是,有关布作货币的记载,却比以前更加突出了。《诗•卫风》:“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毛传:“布,币也。”《孟子》中说周代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有“鲁人买之,百两一布”的话。《礼记•檀弓》:“子柳之母死……既葬,子硕欲以赙布之余具祭器。”“孟献子之丧,司徒旅归四布。”《墨子•贵义》:“子墨子日:今土之用身也,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管子•戒》:“市正而不布”,就是“即其物而正之”,不必交纳货币。《周礼》中有许多关于布的记载,如廛人所掌的辕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等。这些文献上所说的起货币作用的布,就是当时布币的实体。这一点,也为云梦出土的秦简所证实。在秦简中也有“布入公,如赀布,入赍钱,如律”的法律条文。至于布成为当时货币的通称,那就更能证明它是那时的主要货币了。  


    有的学者认为金属铸币一产生,就把实物货币排挤出货币领域。历史的实际却不是这样的。因为铲、刀等生产工具,从一般商品中脱胎出来,成为特殊商品并具有独立价值形式的货币,是一个自发演变的、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铲币、刀币等因为尚处于形成过程之中,还很不完善,作为货币,它们的优越性还不如布币。例如,最初的铲币,厚重博大,从现存的来看,就有长达十多厘米,宽五、六厘米至十厘米,重达百余克的,上下皆有尖尖的棱角,容易刺破口袋,又无贯穿绳索的孔洞。可以想见,它们是多么不便于携带。其次,由于,当时金属冶铸技术水平的限制,一个模型只能铸一次或少数几次,又是手工操作,所以铸出的金属货币在质量上不能统一。当时的政府无法改变这种状况,只有运用政权的力量,用法律的形式强行规定,无论是政府或私人,都不准在货币的质量上进行选择。这一点在《金布律》中也有反映。《金布律》中就有两条是关于这个方面的:


    “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以丞、令印印。不盈千者,亦封印之。钱善(与)不善,杂实之。出钱,献封丞、令,乃发用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金布”


    “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择行钱、布者,列伍长弗告,吏循之不谨,皆有  (罪)。金布” 


    当时的布匹,也是手工生产的,在质地上也很难一致,可是在长与宽的数量上可以做到统一。钱币则在数量(重量)上也不能统一。所以《金布律》要特别强调用钱要“美恶杂之,勿敢异。”再次,当时的货币铸造权是不统一的,各自为政,不仅各国的金属铸币形制不同(或铲币,或刀币,或圆币),就是在一国之内,各地铸的货币在形制、重量上也各异。现存的实物证明,在相当于今天一个县的地域内,在同一个时期,竟铸造了几种货币,在形制、文字、重量等方面均不相同。这就使每一种金属铸币只能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流通,不能适应各国之间,各地区之间商品交换的需要。布币则无此限制,它能在割据状况下的各国,各地区间通行,成为那时流通最广泛的“国际”货币。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说明,当时各国都使用布币。可见,布币是在中国货币形式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即由实物贷币到金属。铸币的过渡时期,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而成为主币的。


    布币的主要特点


    许多货币学者之所以不承认春秋战国时期有布币,看来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布币这种货币的主要特点。  


    布币的主要特点是什么?我们还是从《金布律》分析起。从现存的资料看来,《金布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关于货币制度的专门立法。这部关于货币制度的专门立法的内容,从现在的人看来,似乎有点奇怪,因为它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关于金、钱、布这三种货币的有关规定,另一方面却是关于发给刑徒、官奴隶农服费用的有关规定:


    “禀衣者,隶臣,府隶之毋(无)妻者及城旦,冬,人百一十钱,夏,五十五钱,其小者,冬,七十七钱,夏,册四钱。春,冬,人五十五钱,夏;册四钱,其小者,冬,卅四钱,夏,卅三钱。隶臣妾之老及小不能自衣者,如春衣。亡,不仁其主及官者,衣如隶臣妾。金布”


    根据我们前面的解释,可以知道,百一十钱、七十七钱,五十五钱、卅四钱、卅三钱,即十布、七布,五布;四布,三布。因此,这条法律实际的内容是:发给布若干,供他们做冬夏农服。


    为什么会把发给刑徒、官奴隶衣服费的规定,写进关于货币的专门立法《金布律》之中?看来,原因就在于布既是货币,又是发给刑徒、官奴隶做衣服的实物。


    法律是经济关系的反映。《金布律》内容的特点,表明布匹在当时具有二重身份:它既可作衣被之用,又可作货币之用,既是可以作为交易对象——买进卖出的一般商品,又是可以用来购买其他一切商品的特殊商品。布既然是货币,关于货币制度的立法,当然应该包括它在内,布又是做衣服的材料,关于发给刑徒、官奴隶衣服的立法,当然也应该包括在有关布的立法之内。这两方面的事物,在布匹这个实体上有了统一性。《金布律》之所以会包括上述两方面的内容,正是由于布匹具有这双重的资格。


    这也就是布币这种实物货币的主要特点。


    布币的这一特点,即只有在它进入市场的交易过程中,并只有在交易过程中被当作购买其他商品的等价物时,它才是货币,或者说,才表明它的货币身份。一旦从这场合中退了出来,它既可作为支付手段或贮藏手段的货币,也可以作为制衣被的材料而被使用。


    布币的这一特点,使它当作货币使用时,不必有什么特殊的形制与文字。又使它在不能起货币作用时,可以被制成衣被等而消费掉。 


    布币的这种特点,加上布匹实体在地下埋藏过程中易于腐烂,这就使我们今天不可能再看到春秋战国时期布币的实物了。或者即使我们看到布匹的遗迹,但因为上面并无文字标志,从而不是自明的,使我们无法区分它究竟是一般的布匹,还是同时又具有货币职能的布匹。


    有的学者不了解布币的这一特点,他们以现在不存在布币这种实物为理由,否定布币在历史上的存在。周谷城同志之所以认为布币的名称都不能成立,根据也在于“没有布匹形的币。”但何谓“布匹形的币”?是指像布匹那样长,那样宽的金属铸币,还是指具有布纹的金属铸币?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根据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的明确记载,如实地承认布匹本身就是当时的货币形式之一,它的名称就是布币,那么,就没有必要去想象一种“布匹形的币”,更不需要有一种“布匹形的币”的存在,才能论证布币名称之可否成立了。


    关于先秦两汉文献上的货币“布”,是铲形货币的称呼,还是布匹货币的称呼,这个多年来常常被回答错了的问题,现因《金布律》的出土而解决了。《金布律》的发现,使我们可以为布币正名了。


    《金布律》证明:在战国时期,布币之名称是当时实有的,不是能否成立的问题,布币的实体本是布匹,不是什么金属铸币,布币是政府法定的货币。不是只限于民间自发地使用过的媒介物;布币不仅是法定的货币,而且还是多种法定货币中的主要货币。


                                                    摘自:《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4期


作者:教授,男,汉族,1932年生,湖南湘潭人


 


相关资料还有:


    1、《文史知识》1998年11期  作者张怡青发表有《“抱布贸丝”之“布”》一文。


    2、《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06期  作者梁冬青发表有《“抱布贸丝”,“布”为何物?》一文。


    3、《语文月刊》2000年第12期  作者倪彩霞、梁银峰作者《<诗经>“抱布贸丝”的“布”究竟是什么?》


    4、佳人当前持何邀之——关于《诗经·氓》之布的本义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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