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布贸丝”的“布”作何解?——感受麻涌中学学生的质疑精神和表达水平

 “抱布贸丝”的“布”作何解?(附文三篇)


——感受麻涌中学学生的质疑精神和表达水平


吴泓 


    从东莞上课回来,在博客上收到上课时提问“布”的同学的留言。今录如下:


    学智骑车去旅行:   2012-09-15 17:56:26


    吴老师,您好!我是昨天有幸上您的课的学生!我是那个说“布”是钱币还是布匹的学生。非常感谢能遇到您!您的教育方式,我非常赞同!唉。无奈的是,目前为止还不能大规模的应用吧?暂且不谈这个话题。说说我们昨天上课的几个问题吧。


    下课之后,我思考着,我还是觉得“布”应该翻译成钱币。女主人公是卖丝的,如果翻译成布,男主人公用布去换丝。这事,相对在城里生活的女主人公来说,是不是有些不需要呢?


    至于“抱”这个动词,如果是布匹的话,淇县到朝歌有十多公里远的路程,应该是用车子来拉,而不是“抱”。如果是钱币,就可以理解成,男主人公担心钱在路途被抢劫。


    以上是学生的观点,不知道吴老师意下如何呢?


    还有,吴老师说有10部关于爱情的电影跟评论,不知道老师方不方便告诉我哪10部电影呢?因为,我妹妹在上初二,我发现她跟一个男生在交往,成绩也一落千丈,所以,我想试试你这方法。


    谢谢,吴老师!祝你工作顺利,健康愉快!


    我的回复:   2012-09-17 16:39:34


    这位同学爱思考喔!说得还蛮在理的,但要求证。老师去好好查查!非常感谢您。等老师研究后在博文里回答您——也是一己之见。


    10部爱情电影也等老师整理一下,一并发到博客。


    麻涌,麻涌中学,麻涌中学的同学,还有热情的王春雷老师,热心语文课改的黄校长,都留给我美好的记忆。


  回复完这位同学的提问,最先让我感受到的就是麻涌中学同学们的质疑精神,虽然他们不像我的学生那样接受过较长时间的提问训练,但质疑、提问却是人的天性(“好奇心是强而有力的才智,它具有持久而稳定的特质”——英国作家约翰逊《漫游者》)。我们长期不让学生提问,他们就懒得提问,最终就不会提问了。再从这位同学上述留言的表述上看,我看到的不仅是文从字顺,层次分明,更看到简明、得体、有序的文字背后的修养、素质、潜能。


  麻涌中学的黄校长说,他们也准备在高一年级全面开展语文专题研究性学习的实验。我期待着,期待这一种子在他们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知道,学生的学习热情一旦激发起来,其潜力无穷,前景远大。而上面这位同学表现出来语言能力、思维水平等,说明他们完全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至善、至美。


  麻涌短短的一个上午,那里浓郁的教研氛围让我感动。据教研室王老师说,东莞初中语文科组长、珠海一中的语文老师,都赶来参加这次活动。


  从河池回来,我上网查有关“布”的信息,搜索出以下三篇文章,转发在此,但愿有助于这位同学对“布”的理解。(注意:这并不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一个古文化研究者,这是培育一种思维品质、科学精神和态度)


 


附:


对《诗经·氓》中“抱布贸丝”的确解


何丹  钱玉趾


    《诗经•卫风•氓》有60行240字,在《诗经》里,尤其是在《国风》里是属篇幅很长的诗。《氓》写一个年轻女子,在男子“氓”的“抱布贸丝”的诱惑下,被“贿迁”到男子家里,共同生活三年,结果是劳苦了三年(“三岁食贫”),还受到暴力摧残(“至于暴矣”),最后被抛弃,在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在生活上造成了极大的困苦。因为没有经过正式媒聘、没有举行正式婚礼,教训极为深刻,所以她最后感叹:“静言思之,躬自悼(悲伤)矣。”“氓”的“抱布贸丝”带有猎艳性。


    《氓》的开头是:“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非)来贸丝,即来我谋。”其中的“布”如何解释?余冠英《诗经选》说:“抱布贸丝是以物易物”,译为“抱着布匹来换丝”〔1〕。程俊英《诗经译注》译为“抱着布匹来换丝”〔2〕。宋书功《诗经情诗正解》注为:“布,布匹……《盐铁论•错币篇》云:‘古者市朝而无刀币,各以其所有易无,抱布贸丝而已。’”〔3〕还有一些学者,将“布”注为布匹,这里不再列举。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语文》(第三册),系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定,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2年审查通过的教科书,其注释为:“〔抱布贸丝〕拿布来换丝。”〔4〕将“布”解为布匹,似乎成了定论。但我们认为是不妥的。


    宋代朱熹的《诗集传》对于《诗经•卫风•氓》“抱布贸丝”注为:“布,币。贸,买也。贸丝,盖初夏时也。”〔5〕朱熹没有说用布换丝,而是说用“币”买丝,说“布”就是币。此说值得重视。


    在《诗经》里,与衣服、鞋、帽有关的诗篇中,还没有发现“布”字。《邶风•绿衣》有“绿兮衣兮,绿衣黄里”、“绿兮丝兮,女(汝)所治兮”、“絺兮綌兮”等。“絺”是细葛布,“綌”是粗葛布。其中的衣服是用“丝”、“絺”、“綌”制作,与“布”无关。《郑风•缁衣》有“缁衣之宜兮”,“缁衣”,一般解为黑色衣服。《孔丛子•公孙龙》有“以丝麻加之女工,为缁素青黄”。“缁衣”应是丝麻加工制作。《桧风•素冠》有“庶见素冠兮”、“庶见素衣兮”。“素”有白色、本色的意思;“素”特指白色的生绢。《齐风•著》有“充耳以素乎而”,“素”指白色丝线。《郑风•丰》有“衣锦褧衣,裳锦褧裳”。“褧衣”,指用绢或麻纱制作的单罩衫。《曹风•蜉蝣》有“麻衣如雪”,“麻衣”是麻纱制作的衣服。《魏风•葛屦》有“纠纠葛屦”,是指用葛藤纤维制作的鞋。从以上引述看,都没有“布”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即《孔雀东南飞》有:“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其中“素”指白色生绢。只说“织素”,没说“织布”。


    褚斌杰《诗经全注》注为:“布,币。上古以布为货币。《周礼•地官》郑众注:‘布,叁印书,广二寸,长二尺以为币,贸易物云。’故布,以布为质料,有书印,按一定尺寸制作的货币。贸:贸易,购买。”〔6〕褚氏将“布”注为币,将“贸”注为购买,是一个大进步,值得肯定;但把“布”说成是布料做的“币”,应属不当。《盐铁论•错币篇》说:“古者市朝而无刀币,各以其所有易无,抱布贸丝而已。”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殷商时代已经使用贝币,西周开始已使用金属铸币。唐石父主编《中国古钱币》说:“殷墟5号墓(妇好墓)随葬六千余枚海贝……(贝)已有了货币的职能。”又说:“布币是由农业生产工具——铲演变而来,并认为‘布’是‘镈’的假借字。依形制可分为空首布与平首布两类……1970年在河南伊川富留店村,出土大型平肩弧足空首布604枚,通长90~101,足宽49~55厘米,重30克左右。”〔7〕布币出现以后,刀币也出现了。(伊川出土的平肩弧足空首布,见图一)





    战国时期仍在使用布币。高至喜《楚文物图典》载:“长型银布币……1974年河南省扶沟古城窖藏出土。通长15.8,宽5.8厘米,重188.1克。币似铲形,实首,方肩,平足……应为楚系布币。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银质货币……中型银布币……通长14,宽6.1厘米,重210.2克,短型银布币……通长11.1,宽5.7厘米,重134.3克。”〔8〕(上述长型、中型、短型银布币,见图二)





    《氓》是《卫风》中的诗。卫地原是殷商的故地,卫的国都是朝歌,在今河南省淇县(在郑州北)。出土空首布的河南伊川(在洛阳南),离淇县不太远。那么,《氓》中“抱布贸丝”的“布”,应是空首布或平首布中的一种(或两种都有)。这种“币”(布)是金属铸币,而不是布料制作的币。


    伊川出土的空首布一枚重30克,1000枚重30000克(30公斤),500枚重15公斤。《氓》“抱布贸丝”中的“布”,可能在15公斤以上,所以需要“抱”。抱“布”越多,越能显示“氓”的富有,就越能诱惑缫丝卖丝女子。“贸丝”是买丝,这个“氓”心怀叵测,他不会去向年老色衰的老妇“贸丝”,也不会向丑恶女或相貌平平的女子“贸丝”。因此,《氓》中的女子应该是一位非常年轻美丽的女子。她的美丽吸引了“氓”抱着大包“布”(金属币)前来“贸丝”猎艳。


注释:


    〔1〕余冠英:《诗经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2、64页。
  〔2〕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
  〔3〕宋书功:《诗经情诗正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6年版,第279页。
  〔4〕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语文》(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5〕朱熹:《诗集传·楚辞章句》,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3页。
  〔6〕褚斌杰:《诗经全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2007年重印,第65页。
  〔7〕唐石父:《中国古钱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8〕高至喜:《楚文化图典》,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15页。参见河南省博物馆:《河南扶沟古城村发现的楚金银币》,《文物》1980年第10期。


  何丹:四川民族出版社(成都)副编审
  钱玉趾:四川省科协(成都)高级工程师

 


初读《诗经》“抱布贸丝”之“布”考


张鸿鸣


    《诗经•卫风•氓》中的“抱布贸丝”句,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应解释成“抱着布匹来交换丝”,将“布”解为“布匹”。另一种则认为应该解释成“带着钱来买丝”,将“布”解释为“布币”。今人多从前说,但若仔细考证,似应以“布币”之说为宜。


    布币之“布”,即“镈”之省文。省文,就是用一个笔画较为简单的字来代替与其读音相同或相近但笔画较繁的字,这是早期汉语中常见的一种以简代繁的语言现象,多见于早期文献及铭文,如“黄”为“横”之省,“甘丹”为“邯郸”之省,“镈”音“搏”,大概是“布”是其音转。


    “镈”,本来是上古时期一种农具,形如铲,后来逐渐演化成为货币。《诗经•周颂•臣工》:“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命令我的农人们,收藏好你们的锹和锄),便是农具“镈”之证。


    “镈”演化为钱币,大约应在西周末期。现在所见到的早期布币是空首布,布首尚留有插木柄的空间,这类布币大多属于无文大布,素面无文,形体较大,尚保留了原始农具的某些特点,但其具体年代并不好推测,现在我们能见到一种铭文为“东周”的空首布,据民国丁福保考证,其应于东周威烈王之后铸于洛阳。比较东周空首布及早期无文大布,东周空首布形体变小,钱币上出现铭文及阳文界格,显然成熟于无文大布,向前一推,布币出现的年代大概就在西周中后期到末期,而《氓》的成诗年代,一般认为在东周早期,晚于布币出现的西周中后期到末期。因此“氓”有可能使用布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氓》出自“十五国风”中的“卫风”,卫,是殷商的后代,都城在今天的河南郑州北部。综合考古资料来看,山西、河南这一带恰是布币集中出土的地区,因此,“氓”不仅有可能使用布币,还极有可能在生活中广泛的使用过布币。


    有的学者认为,若释“布”为“布币”,则无法对应上文的“抱”字,因为布币体量并不大,似应用“持”或“怀”字。殊不知,在先秦时代,“抱”并不只有“怀抱”这一种意思,比如《老子》中“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式”“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这里的“抱”如果再机械的理解成“怀抱”,显然是不合适的。事实上,“抱”在那时还有“持、拿、带”之意。《公羊传•僖公三年》:“虞公抱宝牵马而至”,《诗经•召南•小星》:“抱衾与裯(音‘绸’,单层被子)”,以上两处的“抱”都明显有“带、携”的意思,因此“抱布”其实就是“持布”或“怀布”。退一步来讲,如果“抱”确为“怀抱”之意,也可以讲的通,从考古发现来看,先秦布币出土多是码放整齐的一捆捆布币,从重量上来看,大约五百枚布币重量便已达到十五千克,因此,无论是从体量还是从重量上来说,用“怀抱”也没有什么不妥。


    那么,布币在当时有没有“布”这一称谓呢?有!《周礼》载“外府掌邦布之出入”。还有更直接的证据,东周的楚国曾铸造过一种“楚大布”,其铭文便是“殊布当十化”。丁福保在《历代古泉图说》中引《古泉汇》注云:“布者,乃此迥异诸布,乃殊之品也”。由此可见,在东周时便有称布币为“布”的现象,《氓》中用“布”来指布币是完全可能的。


    至于为什么说将“布”释为“布匹”不成立,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其一,《盐铁论》曰:“五贝为朋”,丁福保注云:“以贝为货,币始于夏,周景王时患钱轻,将更铸大钱,单穆公争之,不得,卒铸”。综合今日中原地区贝币及布币大量的出土,可知在周代货币已广泛使用,“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已趋于消亡。卫地处于货币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更不应出现“以布匹换丝”这种原始交换方式。


    其二,遍查《诗经》,未发现有用“布”代指“布匹”的现象,《诗经》中指布匹多用“絺(细葛布)”、“綌(粗葛布)”二字,《周南•葛覃》:“为絺为綌,服之无斁(厌烦)”,《邶风•绿衣》:“絺兮綌兮,凄其以风(细葛布啊粗葛布,穿上冷风钻衣襟)”。《鄘风•君子偕老》:“蒙彼绉絺(罩上绉纱细葛纱)”。其中后两句分别出自“邶风”和“鄘风”,邶、鄘、卫三地本是一地,武王克商后分割商城朝歌,以朝歌北为邶,南为鄘,东为卫。因此可知,在卫地称布匹用的也应是“絺”或“綌”,而非“布”字。


    事实上,早在汉代《毛诗》中便有注:“布,币也。”朱熹《诗集传》亦从此说,不知今人为何多弃此说。全面考虑,似还应以“布币”的解释为宜。


参考书目:


    1、《毛诗》


    2、《先秦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3、《历代古钱图说》民国   丁福保


    《诗经》译文选自《先秦诗鉴赏辞典》


    说明:看到我们语文课本中对这一句的解释语意不详,故为此文,惟识者鉴之。


 


关于布币的三个问题——读云梦出土秦简《金布律》扎记


赵德馨


    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为解决战国时期经济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本文只就其中的《金布律》来谈谈有关布币的三个问题。


    布币的实体是布匹


    根据先秦两汉文献的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种货币中,有一种叫做“布”的货币。这种布币的实体是什么,汉魏以后的人就不甚明白了。有些古钱学家把铲形铸币称为“布币”,认为古文献上讲的布币就是这种铸币的名称。这种看法,长期被人相袭沿用。解放后的有关论著,包括几本研究中国货币史的专著,也没有对它有所怀疑。于是,“布”即铲币,似乎已成定论。周谷城同志曾著文指出:“(铲形铸币的)形体仍是铲子,何以要把铲币称作布币?(刀形铸币的)形体仍是刀子,何以要把刀币称作布币?也没有人试图说明过。”这个问:题提得好,怀疑得有理。可是,周谷城同志研究的结论是:“决不能有布币之名”,“‘布币’之名称是不能成立的”(周谷城:《略谈我国古代货币中的“爱”与“布”》,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六日《光明日报》),根本否定布币及布币问题的存在。这样一来,又增加了一个有无布币的新问题。


    关于布币的名称与实体,在先秦两汉的文献上本是有明确记载的。其中,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说得最具体。他在叙述秦统一之前的货币制度时说:“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很清楚地指出那时的货币有金,钱和布帛三种。至子这三种货币的实体,它们的形式与规格,他引用了《九府圜法》的记载:“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九府圜法》虽托“太公”为周立法之名,但是,大家都知道,它记载的内容是周初所没有的事,它反映的是战国末年的货币状况。对于《汉书》上的这一记载,一些货币学者为了证明“布”币乃铲形铸币之说能成立,总是说它是不可信的,虽然他们始终没有提出过可靠的根据来证明他们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郭沫若同志根据亲身的体会曾经说过:对于中国古代社会问题的研究,“地下发拥的材料每每是决定问题的关键。”(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九五四年新版序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出土了一批秦简。简上书“金布”二字的,就是秦国关于货币的立法《金布律》。其中一简写道:


    “钱十一当一布。其出入钱以当金、布,以律。金布”


    这一法律条文说明,秦国的法定货币有金,布、钱三种。这与《汉书》的记载是一致的。至于这三种货币中的“布”币之实体是什么?其形式与规格是怎样的?我们从另一简文中得到了回答:


    “布,袤八尺,福(幅)广二尺五寸。布恶,其广袤不如式者,不行。金布”


    这明确地说明了秦国法定货币“布”的实体就是布匹之布,与《汉书》中的记载又是一致的。总之,云梦秦简之出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第一,在战国时期,布币之名是存在的,第二,布币的实体不是通常所说的某种金属铸币,而是布匹。这就解决了中国货币史上一个被人们长期搞错了的问题。原来,把“布”币之名戴到铲形或刀形铸币上,是名实不相符的,是张冠李戴了。


    布币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主币


    春秋战国时期,有多种货币同时流通,其中哪一种是主要的?过去,货币史学家普遍地认为,在不同地区使用的各种金属铸币,如铲形铸币、刀形铸币和纺轮形铸币等,是当时的主要货币。他们由于根本不承认布币之存在,当然也都忽视了布币的地位。周谷城同志认为:“布被用作最早交换的媒介,也是可能的。但决不能拿这样的媒介来与货币制度已确立时的金属货币相提并论”。高振铎同志则断定;“由于金属铸币的出现,排斥了实物的布帛在社会上的流通”(高振铎:《与周谷城同志商榷“布”的内容与意义》,一九七八年五月四日《光明日报》)。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证明,这些观点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主币不是别的,恰恰是长期以来被货币史学家们遗忘了的布币。下述两方面可以证明这一点。


    第一,云梦出土的秦律说明,直到战国末年,布是主币,钱是辅币。


    我们先从秦律中一个引人感兴趣的现象说起。大家知道,当时习惯的是个、十、百、千、万的十进位制。但在秦律中作为量刑标准的钱币数额,却都是十一的倍数。细检云梦出土的秦简,包括秦的法律条文,法律答问和治狱案例,凡是肯定作为量刑标准的,莫不如此。现举二例,以见一般:


    例一,秦律规定,对盗窃者判刑,其量刑标准有二:参加的人数与赃物的价值。《法律答问》中说:  


    “害盗则徼而盗,驾(加)睾(罪)之。可(何)谓驾睾?五人盗,减(赃)一钱以上,斩左止(趾),有黥以为城旦,不盈五人,盗过六百六十钱,黥剿(劓)以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钱,黥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钱,之。求盗比,此气。”


    例二,秦律规定,管理财经的官吏工作失职,要按照标志失职程度的钱币数额依法惩处。《效》律中写道:


    “计脱实及出实多于律程,及不当出而出之,直(值)其贾(价),不盈廿二钱,除,廿二钱以到六百六十钱,赀官啬夫一盾,过六百六十钱以上,赀官啬夫一甲,而复贲其出殴(也)”。


    “数而赢不备,直(值)百一十钱以到二百廿钱,谇官啬夫;过二百廿钱以到千一百钱,赀啬夫一盾;过千一百钱以到二千二百钱,黄官啬夫一甲,过二千二百钱以上,赏官啬夫二甲”。


    上述二例中提到的作为量刑标准的钱币数额;二十二钱、一百一十钱、二百二十钱、六百六十钱、一千一百钱、二千二百钱等,无一不是十一的倍数。从整个秦律中还可以看出,一首一十钱和六百六十钱,是两个最重要的界限。例如,《法律答问》中有如下二条:


    “告人盗百一十,问盗百,告者可(何)论?当黄二甲。”


    “告人盗千钱,问盗六百七十,告者可(何)论?毋论。”


    前一条中的告者,只多告了十钱,要罚二甲(这是很重的处罚,相当于“耐为隶臣”或其赎金)。后一条中的告者,虽多告了三百三十钱,却不予处罚。这是为什么?原因在于,前一种情况虽只多告十钱,却达到了一百一十钱这个界限,说明告者是有意陷盗者以重刑,故应予重罚。后一种情况虽多告了三百三十钱,但因为无论盗千钱还是盗六百七十钱,都在六百六十钱到一千一百钱这个界限之内,不影响判刑的轻重,故可以毋论。这两条律令问答还证明,凡在秦律中出现的不是十一倍数的钱币数额,如上述二条中的百钱、千钱等,都只是作为案情举例,并不是量刑的标准;作为量刑标准的金额都是十一钱的倍数。


    案律为什么不以十进位的十钱、百钱、千钱等作为量刑标准,而是以十一倍数的十一钱,二十二钱,一百一十钱等为量刑标准?细读《金布律》就能知其缘故。《金布律》规定:“钱十一当一布。其出入钱以当金、布,以律”。这一条法律规定了布币与钱币的相互关系,强调“其出入钱以当金,布,以律”。这“以当”、“以律”四字很重要,说的是:在法律上,布币是主币,钱币是辅币,一布等于十一钱。所以,在其他法律条文上,写的虽是钱币若干,实际上却是当布若干。十一钱者,即一布。一百一十钱者,十布也。一千一百钱者,百布也。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懂得,量刑标准实际上本是以布为单位的,因此也是采用十进位的。“其出入钱以当金、布”的法律条文,和在法律上实际上是以布币为量刑标准的单位,以及把一部关于货币的专门立法直接称为《金布律》,都证明了布币的主币地位。


    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同志中间,曾经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虽曾同时使用几种货币,但在这几种货币之间,说不上有主币与辅币的关系,因为在法律上没有这种规定,甚至没有法定的兑换比价。秦律的出土,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必要再作进一步的研究了。


    第二,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文献中,记载当时的货币主要是布币,或者以“布”统称当时的货币。


    古代中国的货币,在周中叶以后,开始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变化的内容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原来以实物形态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贝、龟、玉、珠等,由于种种原因逐渐地从货币领域中被淘汰出来,不再起货币的作用,还原为一般商品。与此同时,一些为广大群众所需要的生产工具,如铲、刀、纺轮等等,又从一般商品演变为货币这种特殊商品。这一变化过程经历整个春秋战国时代,到秦统一六国后,才在法律上宣布,“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臧,不为币”(《汉书•食货志》)。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布币适应当时商品交换水平的需要,成为主要的货币。


    在商品交换发展的最初阶段,布匹早就同龟、贝、珠、玉等成为一般等价物,起着货币的作用。“古者市朝而无刀币,各以其所有易所无,抱布贸丝而已”(《盐铁论•错币》)。在这几种货币中,布是来源最广泛又为人们最需要的,所以成为日常交易中最主要的货币。而龟、贝、珠、玉等,或由于来源有限,或由于不易分割,或由于没有固定的形式与价值,或由于不是人们日常生活或生产中所必需的,总之,由于不能适应商品交换日益频繁对货币的要求,便先后被淘汰了。到了周中叶以后,真贝在市场上不见了,仿制的石贝、铜贝、银贝随后也销声匿迹。《管子》中说:“古以珠、玉为上币。”珠、玉与龟壳大概只限于在贵族之间作为财富的象征和支付手段,始终没有成为民间日常交易中的货币。周中叶以后,就很难看到龟、玉,珠,贝和金属块起货币作用的记载了。但是,有关布作货币的记载,却比以前更加突出了。《诗•卫风》:“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毛传:“布,币也。”《孟子》中说周代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有“鲁人买之,百两一布”的话。《礼记•檀弓》:“子柳之母死……既葬,子硕欲以赙布之余具祭器。”“孟献子之丧,司徒旅归四布。”《墨子•贵义》:“子墨子日:今土之用身也,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管子•戒》:“市正而不布”,就是“即其物而正之”,不必交纳货币。《周礼》中有许多关于布的记载,如廛人所掌的辕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等。这些文献上所说的起货币作用的布,就是当时布币的实体。这一点,也为云梦出土的秦简所证实。在秦简中也有“布入公,如赀布,入赍钱,如律”的法律条文。至于布成为当时货币的通称,那就更能证明它是那时的主要货币了。  


    有的学者认为金属铸币一产生,就把实物货币排挤出货币领域。历史的实际却不是这样的。因为铲、刀等生产工具,从一般商品中脱胎出来,成为特殊商品并具有独立价值形式的货币,是一个自发演变的、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铲币、刀币等因为尚处于形成过程之中,还很不完善,作为货币,它们的优越性还不如布币。例如,最初的铲币,厚重博大,从现存的来看,就有长达十多厘米,宽五、六厘米至十厘米,重达百余克的,上下皆有尖尖的棱角,容易刺破口袋,又无贯穿绳索的孔洞。可以想见,它们是多么不便于携带。其次,由于,当时金属冶铸技术水平的限制,一个模型只能铸一次或少数几次,又是手工操作,所以铸出的金属货币在质量上不能统一。当时的政府无法改变这种状况,只有运用政权的力量,用法律的形式强行规定,无论是政府或私人,都不准在货币的质量上进行选择。这一点在《金布律》中也有反映。《金布律》中就有两条是关于这个方面的:


    “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以丞、令印印。不盈千者,亦封印之。钱善(与)不善,杂实之。出钱,献封丞、令,乃发用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金布”


    “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择行钱、布者,列伍长弗告,吏循之不谨,皆有  (罪)。金布” 


    当时的布匹,也是手工生产的,在质地上也很难一致,可是在长与宽的数量上可以做到统一。钱币则在数量(重量)上也不能统一。所以《金布律》要特别强调用钱要“美恶杂之,勿敢异。”再次,当时的货币铸造权是不统一的,各自为政,不仅各国的金属铸币形制不同(或铲币,或刀币,或圆币),就是在一国之内,各地铸的货币在形制、重量上也各异。现存的实物证明,在相当于今天一个县的地域内,在同一个时期,竟铸造了几种货币,在形制、文字、重量等方面均不相同。这就使每一种金属铸币只能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流通,不能适应各国之间,各地区之间商品交换的需要。布币则无此限制,它能在割据状况下的各国,各地区间通行,成为那时流通最广泛的“国际”货币。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说明,当时各国都使用布币。可见,布币是在中国货币形式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即由实物贷币到金属。铸币的过渡时期,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而成为主币的。


    布币的主要特点


    许多货币学者之所以不承认春秋战国时期有布币,看来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布币这种货币的主要特点。  


    布币的主要特点是什么?我们还是从《金布律》分析起。从现存的资料看来,《金布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关于货币制度的专门立法。这部关于货币制度的专门立法的内容,从现在的人看来,似乎有点奇怪,因为它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关于金、钱、布这三种货币的有关规定,另一方面却是关于发给刑徒、官奴隶农服费用的有关规定:


    “禀衣者,隶臣,府隶之毋(无)妻者及城旦,冬,人百一十钱,夏,五十五钱,其小者,冬,七十七钱,夏,册四钱。春,冬,人五十五钱,夏;册四钱,其小者,冬,卅四钱,夏,卅三钱。隶臣妾之老及小不能自衣者,如春衣。亡,不仁其主及官者,衣如隶臣妾。金布”


    根据我们前面的解释,可以知道,百一十钱、七十七钱,五十五钱、卅四钱、卅三钱,即十布、七布,五布;四布,三布。因此,这条法律实际的内容是:发给布若干,供他们做冬夏农服。


    为什么会把发给刑徒、官奴隶衣服费的规定,写进关于货币的专门立法《金布律》之中?看来,原因就在于布既是货币,又是发给刑徒、官奴隶做衣服的实物。


    法律是经济关系的反映。《金布律》内容的特点,表明布匹在当时具有二重身份:它既可作衣被之用,又可作货币之用,既是可以作为交易对象——买进卖出的一般商品,又是可以用来购买其他一切商品的特殊商品。布既然是货币,关于货币制度的立法,当然应该包括它在内,布又是做衣服的材料,关于发给刑徒、官奴隶衣服的立法,当然也应该包括在有关布的立法之内。这两方面的事物,在布匹这个实体上有了统一性。《金布律》之所以会包括上述两方面的内容,正是由于布匹具有这双重的资格。


    这也就是布币这种实物货币的主要特点。


    布币的这一特点,即只有在它进入市场的交易过程中,并只有在交易过程中被当作购买其他商品的等价物时,它才是货币,或者说,才表明它的货币身份。一旦从这场合中退了出来,它既可作为支付手段或贮藏手段的货币,也可以作为制衣被的材料而被使用。


    布币的这一特点,使它当作货币使用时,不必有什么特殊的形制与文字。又使它在不能起货币作用时,可以被制成衣被等而消费掉。 


    布币的这种特点,加上布匹实体在地下埋藏过程中易于腐烂,这就使我们今天不可能再看到春秋战国时期布币的实物了。或者即使我们看到布匹的遗迹,但因为上面并无文字标志,从而不是自明的,使我们无法区分它究竟是一般的布匹,还是同时又具有货币职能的布匹。


    有的学者不了解布币的这一特点,他们以现在不存在布币这种实物为理由,否定布币在历史上的存在。周谷城同志之所以认为布币的名称都不能成立,根据也在于“没有布匹形的币。”但何谓“布匹形的币”?是指像布匹那样长,那样宽的金属铸币,还是指具有布纹的金属铸币?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根据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的明确记载,如实地承认布匹本身就是当时的货币形式之一,它的名称就是布币,那么,就没有必要去想象一种“布匹形的币”,更不需要有一种“布匹形的币”的存在,才能论证布币名称之可否成立了。


    关于先秦两汉文献上的货币“布”,是铲形货币的称呼,还是布匹货币的称呼,这个多年来常常被回答错了的问题,现因《金布律》的出土而解决了。《金布律》的发现,使我们可以为布币正名了。


    《金布律》证明:在战国时期,布币之名称是当时实有的,不是能否成立的问题,布币的实体本是布匹,不是什么金属铸币,布币是政府法定的货币。不是只限于民间自发地使用过的媒介物;布币不仅是法定的货币,而且还是多种法定货币中的主要货币。


                                                    摘自:《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4期


作者:教授,男,汉族,1932年生,湖南湘潭人


 


相关资料还有:


    1、《文史知识》1998年11期  作者张怡青发表有《“抱布贸丝”之“布”》一文。


    2、《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06期  作者梁冬青发表有《“抱布贸丝”,“布”为何物?》一文。


    3、《语文月刊》2000年第12期  作者倪彩霞、梁银峰作者《<诗经>“抱布贸丝”的“布”究竟是什么?》


    4、佳人当前持何邀之——关于《诗经·氓》之布的本义探究


  美丽校园




专题百问:如何让学生学会提问?

听说你在课堂上是不向学生提问的,那你是怎样让学生学会提问的呢?


吴泓


(试发“百问”书稿之局部,请阅读者提意见)


    “不向学生提问”这个说法不完全对。比如说在“再读、深解阶段”的“深解”环节我就说过:不是教师在“讲”,而是教师在“问”;不是在“讲”一篇文章,而是在“问”一组文章。“问”要有冲击力,要有启发性,要给学生作头脑风暴式的刺激,要让学生对原有的思考和结论产生新的质疑。可见,我还是会向学生提问的(注:最多不超过两课时),只是我问的这些问题是不给答案的。这里举两个“深解”环节的例子:


    例一:王安石专题的“深解”环节,我提出过如下问题:


    (1)《登飞来峰》所表现出来的是作者早年的壮志豪情,在他晚年的诗作中还能找得到这样的情感吗?


    (2)从王安石的人生经历来看,《游褒禅山记》难道就仅仅是借游山探洞来阐述治学之道吗?


    (3)《答司马谏议书》表现的是朋友之间对变法的不同看法,难道变法革新就一定要以断送友谊为代价?


    (4)既然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有成大事要借助外物“相”(帮助)如此深刻的认识,为什么到了《答司马谏议书》中却不知道借助司马光这位大大的“相”了呢?


    (5)从诗歌到游记,从游记到书信,从书信再到奏表,你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王安石?


    例二:张艺谋电影专题的“深解”环节,我提出过如下问题:


    (1)作为一位电影艺术家,你可以追求电影的商业利益,也可以用娱乐的方式满足大众的需求,但要知道任何娱乐都是有教化作用的(古人还说“寓教于乐”,我们总不能“娱乐至死”吧?)。作为一位电影艺术家,追求或满足这些“东西”并没有错,但更为重要的是要保有或者守住“艺术家之所以成为艺术家”的良知和责任,对吧?


    (2)从张艺谋的电影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意义来看,从《红高粱》到《活着》,虽不能说人人都认可,却也一直得到大多数观众的好评。但这些电影的原作者都并非张艺谋本人,可以说,他的电影所呈现出的思想意义是原作品的思想意义,这是不是说因此就否定张艺谋电影的思想意义呢?


    (3)张艺谋电影发展到后期,进行了一系列的商业利益的探索,这样的探索有没有价值呢?中国电影商业性的发展起步很晚,张艺谋电影商业利益探索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对中国电影的发展贡献何在?


    而我让学生学会提问是从下面四个方面着手的:


    一学习。从2008届开始,学生在高一年级上学期,我都要求他们在网上购买《学会提问——批判性思维指南》一书。该书作者应用批判性思维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列举科学研究和日常生活中的大量实例,教授人们富有理性、逻辑性和批判性地提出、思考、判断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全书立论严谨,深入浅出,贴近实际,指导性强,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在美国被誉为指导批判性思维“最成功的”书籍之一,至今已出至第七版。我让学生把书买来,利用早读课或者课外时间,布置任务,按时学习,定期检查。


    二示范。也是从2008届的学生起,学生在高一年级上学期,特别是做第一个专题的时候,我会作一些提问示范。也就是说,这一时段,我要用现身说法去教我的学生“学会提问”(注:随堂提问,有时要写在黑板或电子白板上,以引起学生注意),进而让学生“自己去提出问题”。


    例如《诗经》专题(注:这是重点试验班的第一个专题)。


    涉及“概述”部分,我就问:《诗经》是什么时候尊之为“经”的呢?《诗经》明明有305首,为什么汉以前它最初称为《诗》、《诗三百》、《三百篇》?为什么不称为《诗305篇》?和后边的《离骚》节选相比较,《诗经》所选的《静女》和《氓》在标题上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诗经》的篇章没有作者?作者会是谁?


    涉及原作精读,我会问:我们读过《静女》和《氓》,我们发现两首诗的作者分别会是什么样的人呢?《静女》中的“静女”教科书上注释为“文雅的姑娘”,这样注释准确吗?这姑娘“俟我於城隅”,教科书上注释“城隅”为“城上的角楼。一说是城边的角落。”是“角楼”好还是“城边的角落”好呢?“角楼”在周代的时候一个女子能够登上去吗?在高高的“角楼”上姑娘能“爱而不见”吗?教科书上注释“彤管”是“红色的管箫。管,有人说是茅草”,那到底“彤管”是管箫还是茅草呢?谁送给谁“管箫”或“茅草”呢?如果是“茅草”后文又说“自牧归荑”又说“美人之贻”那不是送了“茅草”再送“荑草”,这不重复了吗?“彤管”和“荑”是同一物吗?这首诗的情景我们应该怎么“组合”或“重组”呢?是谁去放牧呢?(自牧归荑)《静女》一诗的生活背景是畜牧业,那么《氓》一诗的生活背景是什么呢?“嗤嗤”是“笑嘻嘻的样子”好还是“一说是忠厚的样子”好呢?《氓》这首诗是一篇女子充满怨恨的“绝交书”还是女子哀婉地道出“实情”的“纪实诗”呢?等等。


    再如张艺谋电影专题(注:这是传媒艺术班的第一个专题)。


    我就以《红高粱》《秋菊打官司》两部电影的评论性文章作为教师的“提问示范”。


    《红高粱》评鉴中说:电影是“具有神话意味的传说”。这样的评价准确吗?电影“是要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赞美生命的自由、舒展。”这样的主题定位对吗?“正因为这种对生命的礼赞以及影片那精湛的电影语言的运用,使得《红高粱》获得了国际荣誉,这也是中国电影迄今为止在国际上获得的最高荣誉。”这样的评价是该片获大奖的原因吗?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呢?“当我们面对《红高粱》时,就会感知到全片都被那辉煌的红色所浸透。红色是太阳、血、高粱酒的色彩。”这样的意象解读是基于一个怎样的文化背景?文化背景不同,对这些意象的解读会不会有所不同呢?(如日本民族对太阳红色的解读:《落日是日本文学中常见的景色》,作者:李长声)“《红高粱》以浓烈的色彩、豪放的风格,颂扬中华民族激扬昂奋的民族精神。”这是一种怎样的“民族精神”呢?“农妇秋菊想要讨一个说法”真的是“表达了人对自我权益的觉醒”吗?一个国家或社会,应该建立怎样一种“秩序”才能保障每一个人的“自我权益”?或者说怎样才能让每一个人活得有尊严?


    ……


    三评价。学生学习了老师的提问之后,学生就必须“自己去提出问题”。学生自己提出问题之后就必须“评价问题”。评问题的什么?评问题的水平和质量——优劣、高下、雅俗等等。谁来评价问题呢?全体师生(注:我有一种小课型叫“问题评价课”,学生做第一第二个专题学习时,此类型课开设得比较多,一般会一至两节,以后依次减少直到没有)。这里再举张艺谋电影专题为例:


    学生阅读完《活着》《我的父亲母亲》这两部电影的评论性文章之后我提出如下要求:同学们精读以上评鉴文章,对这两部电影各提出一个问题(共两个问题),课后用纸制品上交课代表,请署上自己的名字。


    下面是学生针对影片《活着》提出的一些问题:


    被抓壮丁的时候,福贵拼命保住了皮影箱子,因为“还指望着这养家呢,这是借人家的,得还。”体现福贵当时的心理变化是什么?(“心理变化”改为“性格”或“为人原则”更好!)是什么信念使福贵有了活下去的勇气,愿意面对不堪回首的往事?为什么全文始终贯穿着凄凉的气息,让人透不过气来?(用“信念”不一定准确)从电影开始到结束,影片中设置了一条重要的线索——皮影。为什么皮影是作为这部影片中命运的缩影?为什么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活着会成为一种“卑微”的欲求?该片主题真是对生命的赞美吗?是“好死不如赖活”价值观的体现吗?还是其实隐喻着什么?


    ……


    当然,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会反映出学生提问的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这就需要教师在“评价问题”这一环节做更细致的工作。


    四“等待”。刚开始做专题学习的时候,你要你的高中学生张口质疑提问,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因为他们长期处于“老师问、学生答”的学习情景里,质疑提问的能力基本丧失,要重拾这种能力谈何容易?怎么办?一个字——“等”。比如说,在专题学习进行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之地步时(注:阅读达到了一定量的时候必定有问题),我就要学生张口质疑提问。你不张口,我就“等”你张口,你什么时候张口我就什么时候罢手。我还会告诉学生——学问学问,就是你来学校学,来学校问的。你自己没有问题,你就很成“问题”了。慢慢地,一节课不行那就两节课,两节课不行那就三节课……我坐在讲台边,台下的学生就熬不住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学生们纷纷站起来提问题,久而久之,全班大多数同学(注:个别性格内向的同学也常常会单独来向我提问题)就养成了经常“提问”的好习惯。


    总之,从整个学习过程来看,我是很少向学生提问的。我们常常看到那些展示课、公开课,教师喋喋不休地问,学生就是不提问或少提问;问题不来自于学生而来自于老师,那不是学生“有问题”,而是你老师“有问题”了。说白了,你怎么就不相信学生会提问呢?

高中语文专题研究性学习的文言文该怎么教(2 )

高中语文专题研究性学习的文言文该怎么教(学)2 


吴泓    




  其次,我以为是“读”的方法和策略不一样。
  长期以来,我们文言文教学无外乎是“三段式”,首先是“扫除文字障碍”,接着是找出课文中古今相异的实词、虚词及句式并作“翻译”,最后是进行所谓的复习巩固训练(注:我想象这样的“三段式”还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因为今天已经很少有老师采用“满堂灌”串讲的教学方式了,或者更先进一点由“人灌”变成“电灌”了)。这种千篇一律的模式化的教学方式,从初一到高三几乎篇篇如此,无多大改变。到了高三,复习应试还加上所谓高考“核按钮”“核爆炸”之类的强制性训练,你想,人不疯掉才怪?难怪我的学生也曾有过愤激之语:“师者常言道,要以学习为乐——孔孟精神,难能可贵。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说要做题做到你一看题就想做。听罢,我着实觉得惶恐。不禁想起《镜花缘》中有一个‘直肠国’,国民的消化能力差,食物刚由口中吞进立即由肛门泻出,为了不浪费,便将泻物回锅,加以调料,又复吃下,如此反复几次。老师们好比‘直肠国’的厨师,我们好比食客,这好比说我们要吃屎吃到一看到屎就想吃,不至于吧!?”(2005届学生罗锦滔。当然罗同学此段话所指范围更广)面对着今天竞争如此激烈的高考人才选拔,我们教师满有理由地出此“三段式”下策而不去思考我们还有没有更好的文言文学习的方法和策略,然而,我想,也不至于此吧!?
  以读《论语》专题的学习为例,我们就能够很好地处理好读整本《论语》的“阅读”与“研究”与基础知识积累、基本技能训练的关系。
  读整本《论语》的目的当然不只是为了记住《论语》中某一个名句,或者句子中某一个实词、某一个虚词是什么意思,或者某一个句子用了怎样一个特殊的句式。我们的目的是既然这是一部深刻地影响着两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的著作,我们就有必要去探究其起、落、兴、衰,以及到今天仍昌盛不已的奥秘。既然要去探究其起、落、兴、衰以及到今天仍昌盛不已的奥秘,我们就必须去读完整的《论语》原作。而怎么读?采用怎样的方法和策略读?阅读原作与专题探究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在阅读原作的过程中有没有必要进行一些基础知识的积累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对于刚进入高一语文学习而且是进行这样一种语文专题研究性学习的学生来说,积累和训练应该采用一种怎样的形式?等等,都让我(我们)颇费思量。
  先说怎么读?采用怎样的方法和策略读?
  怎么读?当然是我的学生“自己读”(学生人手一本《论语译注》)而不是老师“喂读”(如教师串讲等)。采用怎样的方法和策略读?1、按原著顺序读(刚开始时还得要老师领读、带读等);2、用孔子故事引读(即以某一话题为中心,教师联系前后内容,让学生保有兴趣。其实这也是一种读书方法);3、后边章节提前读(《论语》一书一万一千馀字,如此,可缓解长时间阅读带来的心理压力);4、早读课与常规课交叉读(即调控“读”与“研”的时间,保障“读”与“研”都能同时到位。注:一周时间,学生“读”保障四课时,“研”保障四课时)。一句话,在“读”这一块,我们是既搞“阵地战”(“面”的攻坚),又搞“游击战”(“点”的突破)。即变难为易,化繁入简,使之印象深刻,铭记在心,兴致盎然又兴趣不减。
  再说阅读原作与专题探究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
  阅读原作是“本”,是根基,专题探究是“用”,是目的;前者为后者积累“资本”,后者是前者发展延伸的必然。换言之,学生既然要去探究《论语》(或儒家思想学说)起、落、兴、衰以及到今天仍昌盛不已的奥秘,那就一定要穿越时空进入到历史的绝对现场,要尽可能地、客观地、原生态地去探寻并理解两千多年前孔子和《论语》的“本真”。(注:一味的尊孔或者一味反孔,皆不可取。过去,我们从来都是去嚼别人嚼过的馍馍,为什么不自己去吃一吃?)因为阅读原著是进入“本真”的唯一通道,只有真正进入“本真”,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今读”,才有可能达成我们真正的目的——“以史为鉴”“以古鉴今”。摆正这样一种关系,要完成这样一个专题的学习,读文言文本身就成为一种需要,即便有困难也能克服。
  三说在阅读原作的过程中有没有必要进行一些基础知识的积累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如果有必要,积累和训练应该采用一种怎样的形式?
  从我们高中两年专题学习的全局去考量,在读《论语》整本书的这个专题学习过程中,进行一些必要的基础知识的积累和基本技能的训练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比如归纳整理一些熟读成诵的成语名句,如“温故而知新”“君子不器”“言行一致”“听其言,观其行”“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思而后行”“半途而废”“文质彬彬”等,整本《论语》就有80句之多(我的两届学生都有此项任务布置);又比如归纳整理常用的虚词,如“之”“其”“而”“以”“莫”“为”等的不同用法和例句,选十个左右,每个列出例句三至五句;再比如归纳整理常用的实词,如“及”“反”“比”“本”“见”“使”“事”“居”“服”“长”“后”“食”“时”“从”“善”“乱”“过”“道”等的不同用法和例句,选二十个左右,每个也列出例句三至五句。当然,要进行这样的归纳整理,教师事先要作必要的指导,而学生做这项工作也可以安排在专题学习结束之后的时间段进行,不然会“喧宾夺主”“本末倒置”,中断了专题研究性学习的持续进程。
  一个学习时间相对较长而且与文言文内容相关的专题研究性学习,对高一年级的学生来说是有相当的难度的。在这个过程中,既有主要目标,也有次要目标;既有一个或者两个“母”目标,也有一个或者两三个“子”目标,教师要合理计划,统筹安排,并不时观察学生的学习状况以利于及时地把握学习的节律,如此,才能保证学习的顺利进行和学习质量的有效保障。例如2005届学生的读《论语》,我们学习的主要内容是通读《论语》并深入探究孔子的思想是否对中国的现代社会有利,进行的环节主要是阅读、思考、写作并举办辩论会;2008届学生的读《论语》,我们学习的主要内容是通读《论语》并让学生走进孔子及其弟子的内心世界,而辩论会则改在做《孟子》专题时举办。至于在具体过程当中的学习节律的把握,则要看学生具体的学习状况而定。
  总之,以我的实践经验来看,这样的专题学习,刚开始的时候,激发起兴趣是重要的。兴趣激发起来以后要让学生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获得成就感、成功感。有了成就感、成功感就会形成动机(我把这说成“有明确的学习目的”)。有了动机自主性就来了,自主性来了,何愁你的学生不主动学习?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学生收获的不仅有知识,还有研究的方法,更能磨砺出一种遇到困难、挫折“不要怕烦,不要敷衍,不要放弃”(陈丹青语)的意志、品质,如此,一两篇文言文甚至更多,对他们来说又算什么呢?

学生书读少了,老师课讲多了

学生书读少了,老师课讲多了 


吴 泓 


  想到这个题目,是因为今日再看王爱娣老师的文章《美国语文教育追求的阅读境界》和唐建新老师推荐的全国强先生的文章《中国语文教学“高耗低效”之根源》。
  王爱娣老师的文章向我展示了一幅“为生存而阅读,在阅读中生存”的美式阅读生存图景。把阅读和生存联系起来,可见阅读对人生有多么重要!
  我们看到,在校长室通往图书馆的过道的墙壁上,贴着一张“保持阅读”的黄色图标,画面上的立柱旁边标着阅读的数量:25000,50000,100000,300000……1500000。阅读150万字是他们要达到的阅读目标。该校校长告诉我们,加州尔湾学区将对达到阅读数量的学校给予奖励。在一个装饰得很漂亮的宣传栏里,张贴着各个班级学生最喜欢的书名及作者,以及老师喜欢并向学生推荐的好书。为了提高阅读兴趣,图书馆的书架上摆着各种毛绒动物玩具,孩子们坐在这里可以大声地对着这些小动物读书,给它们讲故事。在图书馆里,我们还看到这样一幅标语:
  你读得越多,知道得就越多;
  你知道得越多,就会变得越聪明;
  你变得越聪明,当你表达思想或做出选择的时候,你的声音就越有力量。
  像这样重视阅读的情况不仅仅是在加州,其他州都有类似的要求,例如纽约州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规定:学生每年将至少阅读25本书或相当于这些分量的作品。这对于中国学生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阅读数目。
   美国小学如此强调阅读,是为了把好“阅读入门”这道难关,而中学生遇到阅读障碍怎么办?我们参观了一所初中学校,该校学生在2004年的加州阅读标准考试中成绩很不理想,六至八年级学生的阅读考试达标率只有24%、23%和21%。不过,这所学校情况比较特殊,他们有73%的学生为西班牙裔,而真正的本地美国人只占1%,白人占11%。为此,学校必须对这些阅读不过关的学生进行“阅读180”训练,课内教师指导阅读,课外加强阅读监控。
  负责八年级阅读补习班的老师真是煞费苦心,他为每个学生发放一份“图书馆通行证”,学生出发去图书馆读书前,从老师手里领取“通行证”,老师签名并注明时间,从图书馆出来时则由管理员签名并注明时间,以此保证学生在图书馆的阅读时间。老师还要求学生每天回家必须读20分钟的书。怎么控制与把握学生是否阅读了呢?老师做了一份“阅读日志”,每个学生手里都有一份,用表格的形式要求他们填写自己阅读过的书本的标题和类型、阅读日期及阅读页数等,最后要求家长签字。老师在“阅读日志”的开头处赫然印着:为生存而阅读,在阅读中生存!
  看完了王爱娣老师的全文,引述了王老师这么长的一段文字,想想别人美国人在干些什么,再想想全国强先生谈到的语文教学“高耗低效”的问题,我想,语文教学“高耗低效”的根源就在于——我们的学生书读少了,我们的老师课讲多了。
  有时我会突发奇想——我们的学校,我们的语文老师,唯一的任务不就是首先自己读书,书读多了,就推荐给学生读。什么语修逻文,什么字词句篇,和读书相比都不重要!其次,倒应该好好研究一下“什么年龄读什么书”这样的问题。过浅的阅读和过深的阅读,皆不可取!这一点,我们还真应该好好学习一下别人国外的“分级阅读”;认认真真地读几本“发展心理学”的书籍,了解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语言发展、思维发展的特征或规律。不然的话,高中在干着初中的事,初中在干着小学的事,到了高中毕业,要说不能说,要写不能写,我们的语文教学都干了些什么呀?(注意:个别学生语文能力的突出并不代表大面积语文水平的提高)
  或许有人会说,中国的学生的课业负担最重,哪有时间读书啊!是的,我们在课外几乎看不到学生读书的身影,他们只知道或者只能埋头地做练习,所有的时间都急于穷于去应付那些所谓的作业去了!然而,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学校,我们的老师有没有像美国的老师那样——
  在校长室通往图书馆的过道的墙壁上,贴着一张“保持阅读”的黄色图标,画面上的立柱旁边标着阅读的数量:25000,50000,100000,300000……1500000。
  在一个装饰得很漂亮的宣传栏里,张贴着各个班级学生最喜欢的书名及作者,以及老师喜欢并向学生推荐的好书。
  为每个学生发放一份“图书馆通行证”,学生出发去图书馆读书前,从老师手里领取“通行证”,老师签名并注明时间,从图书馆出来时则由管理员签名并注明时间,以此保证学生在图书馆的阅读时间。
  ……
  没有!至少我看到的没有!至于我们的语文课上,更多的是老师在喋喋不休,问这问那,唯独缺少的就是学生读书的声音!所以,我想说——语文课上,老师讲课应少一点了或者干脆不讲,多留点时间给学生读书吧!因为:
  你读得越多,知道得就越多;
  你知道得越多,就会变得越聪明;
  你变得越聪明,当你表达思想或做出选择的时候,你的声音就越有力量。

真正的语文学习是不怕考试的

真正的语文学习是不怕考试的


——和高中生谈语文学习


吴 泓


  写下这个题目,同学们不禁要问:什么是真正的语文学习?这里,我只想就“学会阅读”这一问题来谈谈。
  同学们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在一个班级里,总有个别同学喜欢大量阅读课外书籍,热衷于思考或争论一些书本上或社会上的问题,对不少事情还有自己独到的看法,而这类同学语文考试成绩往往也会很不错,得到老师的青睐,同学们的敬佩,比如作文有思考,有思想,阅读思考题回答得准确、到位等等。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你可能会说:“很简单,就是读课外书!”这样的回答有一定道理,因为在我国这样一个拥有“一本书主义”传统的国度里,语文教材以每学期一本计,小学至高中也就24本。这24本教材“书”能在多大程度上完成我们语文学习的使命呢?显然不能。然而,我就要问你了:一学期下来,你读了多少本书呢?就仅仅读这样一本语文教材吗?如果你的回答是否定的,那好,我恭喜你!你已经迈入了“真正的语文学习”的门槛了。一位留学加拿大的学者告诉我们,他女儿在当地学习语言,“学校没有中国意义上的语文教材,但学校图书馆的藏书、音响等资料极为丰富,而老师所规定的课外阅读量惊人:一年级时,女儿每周至少要读完一本儿童读物,每天读2-3章,要向家长复述所读内容,并由家长签字。每学期至少要独立完成两个自选课题,图文并茂地呈现在一张大纸上,并向全班同学讲述。”你看,别人还在小学阶段就有那么大的阅读量,作为高中生一学期下来你至少也应该读十来本书吧!
  如果你很喜欢大量阅读课外书,那我又要问你了:你会选择一些什么书来读呢?我们常常看到的是这样的情形:不少同学手上拿的多是漫画、武侠、言情、《花季雨季》《读者》一类的书刊,而对那些需要动脑经的、经典类的书籍绝少光顾。我们知道,作为与专业学习者不同的普通大众,追求一点快餐式的通俗读物是无可非议的。但作为针对中学生的语文学习,如果长期处于这种“俗阅读”“浅阅读”的境况,对自己知识积淀,能力培养,人格、情感的塑造,态度、价值观的确立等都将极为不利。因为一个经常在阅读和沉思中与古今哲人、思想家倾心对话的人,与一个只读明星轶闻和凶杀言情故事的人,其思想空间和精神境界本来就是两个世界。所以,作为有相当程度的思辨能力的你,就应该尽最大可能去选择那些最能体现人类“原创性”的,经过岁月的洗淘、筛选和一代又一代人实践检验仍弥久常新的,最具阅读价值和思想力量的作品。换句话说,就是要读整本的经典,如《论语》《老子》《莎士比亚戏剧集》《古代社会》《存在与时间》《圣经》《国富论》《物种起源》《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文史哲、宗教、经济、生物、军事、天文、地理、美学、音乐、建筑、文物……各类学科都不乏经典。读经典的目的就是要感受和体悟那些不朽的情感,思考和追求那些普适的意义和永恒的价值。只有阅读经典,我们才有可能——对现实有真见,对人生有透视,对历史有深知,对宇宙有参悟;才有可能树立起我们生活的自信。我想,作为高中生,每一位同学都愿意别人称赞你是一个有思想,有见地的人吧!
  同学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标语或口号:学会阅读,学会思考,学会表达。那么,我再问你:什么是“学会”呢?阅读、思考和表达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你们想过吗?举例来说,你会阅读一篇文章吗?你会阅读一组文章吗?你会阅读一个专题的文章或者你会阅读一本书、几本书吗?具体来说,阅读过程中,你能够理清文章的思路吗?你能够理解作者要表达什么表现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吗?你能够从中学到别人是怎么思考怎么表达的吗?你能够根据你的需要,判断出什么是有效(用)信息,什么是无效(用)信息吗?你是怎样比较、分析、提取、归纳和整理信息的呢?你是怎样处理记忆与积累、精读与浏览的关系的呢?等等等等。按照一项国际公认的以测评15岁青少年能力为目的的“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i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PISA)的要求,对于阅读能力是从三个层次来衡量的:1、汲取资讯,即从纷繁芜杂的材料中筛选出自己所需要的信息的能力;2、解读资讯,即将有效的信息进行整合,使其条理清晰、结构明确的能力;3、资讯转化,即将信息与自己的经验进行融合以解决问题的能力。对照上述要求扪心自问一下:你做到了吗?
  阅读方法是重要的,因为在阅读的时候,我们的思考和表达是与其相伴相生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到:“‘读’什么决定了你‘想’什么,‘想’什么决定你‘说’或者‘写’什么;‘说’‘写’的质量取决于你‘阅读’的质量,‘说’‘写’的高度取决于你‘思想’的深度。离开了‘思’‘想’,你说不好,也写不成;离开了‘思’‘想’,你听不明,也读不懂。可以说,‘思’‘想’是阅读到表达这个过程的接点或关键,只有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体验到思想的意趣和思考的愉悦,才有可能奠定起他们终身学习和有个性发展的坚实基础。当一个人把阅读与思考当成一种自觉自愿、充满思维乐趣的行为,当成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进而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教育才有可能彰显出它真正的意义。”
  或许有高中同学会说:“课业负担这么重,我哪有时间读这么多书?”其实,一学期读不了十本,你可以一月读一本,一学期就四本,加上假期就是五六本,三年下来就是三十多本——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古人说:“非不能也,不为也!”)如果你还是在小学或初中读书的同学,那我更要恭喜你——心理学家研究表明:1岁半至3岁是幼儿语言发展的敏感期,4岁半至5岁半是阅读的敏感期——你有更多的时间来规划你的阅读人生。
  回过头我们来说一下考试。我想,从无数热爱阅读、乐于思考和经常勤于动笔的同学身上可以得到印证——他们是不怕考试的。比如说高考,除了前面要求记忆积累的知识,文言文阅读、古典诗歌鉴赏、现代文阅读和作文,哪一项不要求你具备较强的阅读、思考和表达能力。不是有人说过:“语文学得好的标志是:有思想,会表达,懂审美”,并出过一本书,名字叫《高考语文小菜一碟》吗?想到“语文学习高度”这样的问题,我反倒觉得,高考语文这张试卷的能力要求更适合我们初中学生去作测试。

初中语文教学课堂诊断五篇

初中语文教学课堂诊断五篇


吴 泓 


  1、从关注教材处理、课堂驾驭到关注学生
  前些日子,到几所小学和两所初中听课,总体感觉是小学语文课堂对学生学习的关注度比较充分,初中语文课堂对学生学习的关注度就比较差。学习是学生在学习,教师只关注教材的处理和课堂的驾驭,对学生学习的状态关注不够,自然,效果就好不到哪里去。照理说初中的语文教师的素质更高,其中不少还是研究生学历毕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其一,我们很多青年教师从事教学工作的第一天起,就不断地接受这样的语文教学的教育——“怎么教”(如常见的“四步教学法”:1、整体感知,2、研读赏析,3、揣摩情感,4、领悟升华),因为“教什么”是不用你操心的。不少名师大江南北四处漫游,一节公开课下来,传授的就是“怎么教”的这样的模式或那样的方法。名师当然“操控”得很好(也有做得不好但被评课者说得很好的),青年教师不明就里就只能得其皮毛。如此“忽悠”与被“忽悠”,不做实事求是的反思和回顾,青年教师只能误入歧途了。在这两所初中,我所听到的“一节课”都是教材处理极佳、课堂驾驭很好可就是没有学生读书声的课,即使有也时间极短。一节课四十分钟,读书的时间竟不到十分钟,想进入文本的理解简直就不可思议!而我看到的仍然是这样提问,那样提问;这样合作,那样讨论;在文本里这里找找答案,那里找找答案,一句话,就是一定要找到老师事先准备好的答案。学生长期当“看客”或听众,日积月累,语文学习哪有什么效益可言?
  其二,教师要不要“教”?要“教”。要明白“教什么”“怎么教”。“教什么”的问题比较复杂,仅就教科书而言,不是说教师教什么内容,而是教学生怎样去学习这些内容;“怎么教”不是说教师应该怎么教,而是教师应该教学生怎么去学并且学会、学懂。比如一篇课文,学生首先是要去读,然后是“会读”,然后是“读会”“读懂”。什么样的状态是会读并且读会、读懂呢?很简单,读一篇文章,首先要会读标题,读懂标题。标题是“眼睛”,是“额头”,它总领全篇,你要明明白白地理解并掌握它的玄机和奥妙。你不会读,读不懂,你将来作文怎么拟题?据我了解,现在很多学生不会拟题,要不就是写前胡乱拟一个应付了事,要不就是文章写完后草草安上一个题目。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阅读教学不重视标题学习的结果。其次要读作者。文章是作者写的,有什么样的作者就有什么样的文章,作者的情感流露在字里行间。很多时候,不读作者是不能深入地理解文本的内容的。古人说,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就是这个道理。第三当然要读正文。读正文也应该是一段一段地读,特别是初中生,要打好这个基础。(注意:很多教师只用极少的时间读一两段,这是极其错误的)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文要一段一段地读——读正文的开头,你就在学习作者的开头;读正文的过渡,你就在学习作者的过渡;作者怎么样一步步地展开、深入、升华、结尾,你都要细心揣摩、领悟、感受、思虑。这样,你才能真正学到文章的作法,学到作者语言运用的思维路径,领悟到作品的思想精髓;这样,你才有可能说得出来,说得准确、精当、到位;说得准确、精当、到位,你才有可能写得准确、精当、到位。我们常常看到学生的表述或含糊其辞,或不知所云,就是平时训练不实——换言之,就是不会读,没读会,也没读懂。
  其实,“教”的有效性与“学”的有效性并不完全一致,很多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知识或者能力是怎样在学生身上“发生”的。所以,教师首要的是关注学生的“需要”和学生个体的学习状态,而不是去抢时间,赶进度,表现自己。要常常扪心自问:我的学生“会读”书“读会”书“读懂”书了吗? 
  2、语文学习要让学生读懂课文
  这里,我想再次强调:要让学生读懂课文,读是基本、基础,读是学生进入文本理解的唯一通道。要“读懂课文”,首先你就得去“读”——或默读,或诵读,或朗读;三五遍不够就八九遍,旧书不厌百回读。总之要让学生多“读”。再说,有的文本是需要我们一生去理解,比如说《论语》《老子》,你十多岁有十多岁的理解,二十岁有二十岁的理解,六七十岁有六七十岁的理解。那么,“读懂课文”包含哪方面的内容呢?下面举例说明:
  首先要读懂标题。比如说冯骥才先生的《俗世奇人》,学生仅仅知道“俗世”是“民间”,是“世俗”是不够的。既然“俗世”是“世俗”,那为什么冯先生不把标题拟成“世俗奇人”而要拟成“俗世奇人”?“俗世”与“世俗”的区别在哪里?“俗世奇人”又好在哪里?这不仅要学生去读题,更得要学生去认真读文了。多读几遍,多思几回,读思并重,自读自悟,加之教师引导。原来,“俗世”是名词,落脚点在“世”,“世俗”是形容词,落脚点在“俗”;“俗”对“奇”,“世”对“人”,“俗世奇人”,对仗中显示出一种语言的形式美;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精当、精炼、精美的标题在于它总领了全局,涵盖了全篇——文章就是围绕这样的标题写出了这“世”“俗”在何处,这“人”“奇”在哪里的。要读懂标题,很多时候不仅要读标题本身,还要读文本本身,通过文本的“读”去理解标题的玄机和奥妙。很多老师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教学开篇解一下题,从此就置题目于不顾了,这样做很可惜,没有充分利用好课文资源,没有真正地读懂标题。要知道,一篇文章就是作者的“儿子”,而文章的标题就是给这个“儿子”取名字,作者对自己的“儿子”是饱含感情的,对自己“儿子”的名字——标题,自然也是情深意重!就像这“俗世奇人”,它表达了冯先生对这“俗世”的怀恋与追思,对这“奇人”的赞叹和欣赏(注意:冯骥才先生是一位古文化保护者)。而我们的语文学习,长期忽略对标题的审视和领悟,学生写作时不胡乱拟题才怪?
  其次要读懂作者。我们常常看到的课堂教学是这样:作者介绍“大而全”——从出生年月到生平简历,从创作思想到出版作品,很多时候是一闪而过(用课件的画面切换极快),真不知道老师为什么要设置这一环节?这样的作者介绍又有多少价值可言?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作者介绍应该是这样的:这一文本写作之时,作者的生活境遇、生活环境、心情感受是怎样的?(注意:有大环境、小环境之别)同样是朱自清,在清华园里写《荷塘月色》和在北平回忆浙江春晖白马湖(散文《白马湖》),心情是不同的(注意“白马湖”这样一个特殊的小环境)。而写作《背影》又不一样。读懂作者不是读懂一个概念式的、简单而没有变化的作者,而是一个此时、此地、此情、此境的作者。所以我认为,与其简单而没有变化地去介绍作者,或者转换成学生去读作者介绍,还不如让学生去读一段作者写作此文时心情记录类的文字。如果这样一段文字都没有就不如干脆省去这一环节,直接进入文本的学习,去“读其书想见其为人”了。
  最后要读懂正文。读正文应该一段一段地读,特别是初中生,初一开始就要打好这个基础。这个基础打好了,初二初三直到高中就好办;这个基础没打好,高中生拿到一篇课文也无从下手,既理不清作者的行文思路,也不明白文章的段落用意,更不理解作者是怎样运用语言来表达思想,瞎子摸象,一筹莫展,要深入文本谈何容易?所以,从初一开始,或者说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就应该养成一段一段地读文的习惯。如今,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比如小说教学,一开始就是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人物的就把写人物的段落找出来,情节、环境的就把时间地点找出来,如此“抽筋扒皮”就活生生地把一篇课文给“宰”了。要知道,一篇课文是一个整体。一个高中学生毕业了,不会读书,没读会书,没读懂书,这跟阅读行为(即行动目标和行动程序)没做好大有关系。规范行为,强化意识,形成习惯,才有可能持续发展。
     试举一例。最近,我和学生读鲁迅,读《祝福》。小说一开头就一句:“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为什么说“最像年底”?文章第一、二自然段写鲁镇人们忙碌“祝福”、“我”寻亲访友,用意何在?是如“教参”所言“为祥林嫂悲剧的发展,提供了背景”“预示了主人公悲剧的必然性”吗?这就需要学生细细阅读,慢慢深究。学生只要细心去揣摩文中隐伏的语脉,是不难发现作者的真正用意的。第一自然段写鲁镇新年的气氛、鲁四老爷的顽固昏聩,突出的一句是“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第二自然段写“我”寻亲访友、鲁镇“祝福”忙碌,突出的一句是“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而后总结:“年年如此,家家如此”,“今年自然也如此”。联系第三自然段作者刻画祥林嫂外貌的“改变之大”句,就可以发现,一二段写“没有什么大改变”正是为第三段写祥林嫂的“大改变”伏笔。作者“字取于此,义发于彼”,你不多读几遍、细心揣摩,能“识”作者之良苦用心?
  什么年龄读什么书,什么学段做什么事。小学高年级段到初中,是一个人自主阅读的行为养成和能力形成的关键时期,作为教师,应该把学生尽量培养成为一个“理想读者”,即一个具有阐释文本能力的人。这“尽量培养”不是教师的“越俎代庖”“讲字当先”“问字当头”以及学生假模假式的小组讨论,而是“读”是学生在“读”,“思”是学生在“思”,“问”是学生在“问”,“讲”是学生在“讲”,是学生的“读字当头”“问字当先:“读思并重”“自读自悟”。这“理想读者”不是只能记忆几个生字生词、几段精彩文句,或把文章肢解得七零八落,死记硬背一些段意、文章主题的人,而是一个具备阅读能力,即会读一篇文章、读懂一篇文章进而会读一本书、读懂一本书的人。
  3、合作学习的前提是自主学习
  “小组合作学习”是好的,它不仅有助于学生学习知识,获得技能,还有助于他们发展重要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孔子说过:“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为此,“新课标”是大力提倡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的。可问题是什么时候或时机适合“小组合作学习”?当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学习”时,你(教师)觉得他们学到了什么?是热热闹闹的一个走过场的形式?还是他们在“小组合作学习”时实实在在地学到了东西?学生之间凭什么来进行“小组合作学习”?比如说学生各自知识的积累、思考的深入等。他们之间能相互帮助、各自都有所获并且体验到成功的快乐吗?“小组合作学习”时应该对学生进行怎样的搭配和组合?是简单的前后四位组合?还是自行自由组合?如果是自由组合,课堂教学又该怎样管理?等等。
  这里,先不说“小组合作学习”的学习任务和学习目标的确定是否科学,或者“小组合作学习”应该怎么管理,单就“凭什么”来说,你“合作学习”小组的成员,其知识积累、思维进程等就应该是同步或者相当的。这就好像做生意,你要与人合作,你总不能一点资金也没有吧?一点资金也没有,就是说你没有“财力”,那你就出“智力”吧!有吗?这可是入准参与、共同经营的“资格”啊!没有“资本”就肯定失去“资格”,而对于有“资格”有“资本”的人来说,与没“资格”没“资本”的人合作,其权益也肯定会受到损害,实在要从积极的角度去说就只能是“帮困扶贫”了。
  或许有人会说,学生合作学习与商人合伙生意不一样。学生“小组合作学习”就应该是能力差的学生通过与能力强的学生一起学习使自己从中受益,而能力强的学生通过帮助能力差的学生也可以从中学到东西。然而事实却是,“小组合作学习”对于聪明的学生来说,他们权益受到了侵害或者剥夺,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公平的。那么,怎样才能解决这一矛盾呢?答案就只能是加长木桶的“短板”,即让能力差、不够聪明、没有“资本”的学生变成能力强、够聪明、有“资本”的学生,也就是说,合作学习的前提是教师在学生合作学习之前要更加关注个体学生的自主学习——进言之,就是要更加关注那些能力差、不够聪明、没有“资本”的学生的自主学习。帮助他们积累知识,收集资料,指导他们阅读领悟,开拓他们的思维路径,提高他们的思维品质,让他们厚积“资本”,获得“资格”,整体提高“小组合作学习”的质量,而不是目前我们课堂的“小组合作学习”,随意组合,随便讨论,只求形式,不讲效益。总之,合作学习的前提是自主学习,只有把自主学习做得扎实、充分、到位,你的学生在“合作学习”时才会大放异彩。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课堂教学的“班级讨论”,从更广的范围来说,“班级讨论”也是一种“小组合作学习”,只不过参与人数更多罢了。为什么常常会讨论不下去,就是学生的“自主学习”不够充分——时间不够充分,对问题的思考不够充分。如此这般,你能让你的学生畅所欲言?要知道,人都是有表达、表现欲望的呀?没有充分地准备,怎么去表达表现呢?只有不说或者只有那一两位两三位的优秀生说,这样的结果你满意吗?这样的讨论意义和价值何在你想过吗?
  其实,有些课只需要学生静静地坐着,从教师的讲授中接受信息,有些课要求学生完成指定任务,还有一些课要求学生讨论、辩论。形式随内容随目标而有所变化,犯不着每节课都来一点作秀式的合作与讨论!
  4、教师要教会学生自主学习
  合作学习的前提是自主学习,自主学习的前提又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教师要教会学生自主学习。
  然而,现今,我们很难也很少看到以教师为中心的讲授式的课堂形式了。因为这样的形式不时尚,不流行,不合时宜,不能紧跟“新课改”的步伐。于是,为了试图让课堂更多地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们一直在很努力地创造各种以减少教师说话时间为目的的教学形式,如课堂上动不动就提问,就讨论,就小组合作,就使用多媒体技术互动。即便教师要讲授,在此时,也是不得要领、不成系统的零碎的问题答案,或者跟知识的概念、知识的结构无关的“你真棒”“非常好”等廉价赞语。
  请记住,任何一门学科在学习之初,以教师为中心的讲授式的课堂形式都是必要的(这一点理科教学就很明显。我读中学时,是一个复旦大学毕业的老师教化学。在课堂上,他讲得条分缕析,清清楚楚,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教师阐明学习的目标,让学生做好学习的准备;教师讲授新知,让学生学习、消化新知;教师总结新知的概念、结构;教师布置对新知理解再学习的任务,检查学生对新知的理解情况,强化、拓展学生的思维技能。简要地说,讲授形式的教学方法,就是要帮助学生习得、消化、记忆新知;扩展其概念结构;培养他们倾听和思考的习惯。除了最后一个环节是学生接受教师布置学习任务(或称之为复习、练习),教师在前面三个环节都要积极地讲,并努力希望学生认真地听。
  美国州际新任教师评价与支持联盟(INTASC)制定的“美国教师10项任职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理解学科的关键概念、结构和探索工具,以这些要素为教学目标,为学生创造有意义的学习体验。”那么,我们要让学生自主学习,首先就得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学生怎么学会自主学习?就得让教师“教”。教师“教”什么?教师要教会学生理解学科的关键概念、结构和探索工具。换句话说,教师要讲清楚知识的关键概念、知识的内在结构以及探寻知识要如何使用工具书、参考书等。你总不能把学生带到水边(知识也是海洋)把学生往水里一推就啥也不管,那样,不淹死人才怪?你要到水里去,教会学生游泳,要告诉学生什么是蛙泳、什么是蝶泳、什么是自由泳。你要示范,你要手把手地教,你要告诉这样做的方法、道理、好处……
  有人说,语文是不用教的——你看,那些读书多的学生,语文成绩就是好!而语文学科的教学似乎人人也都敢评议几句,语文教师也无尽感叹:前世杀了人,今生教语文。如此说来,我们的孩子还到学校来干什么?要你语文老师做什么?白领工钱,尸位素餐?
  想明白,才能做得明白;想清楚,才能做得轻松。教会了学生自主学习,你的语文教学会进入一个新天地! 
  5、制定一个适合初中生阅读的读书计划
  我们知道,语文学习是要内外兼修的。所谓“内”是指课内,“外”是指课外。语文能力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已毋容置疑。古人谈到作诗是“工夫在诗外”,自然,语文学习的工夫也在课外。如果折断了语文这另一支翅膀,或者把课外当成只是做家庭作业,那就大错特错了。聪明的老师都会给学生制定一个读书计划。那么,怎样给初中学生制定一个长期的读书计划?在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时间段内(比如说初一、初二)读些什么书?为了完成这些读书任务学校和老师应该做些什么呢?
  首先要有一个读书计划。所谓“计划”就是未来行动的方案。读书计划就是未来读书的行动方案。记得小学语文教育专家崔峦老师说过:“我希望你们每个学期至少读10本书。这样,一年读20本,到小学毕业,读书在100本以上。如果每本书平均10万字。共1000万字,阅读量是语文教科书的三四十倍。”初中阶段,学生学业负担相对较重,但每个学期至少可以读4本书(一个月1本)。一年两个学期8本书,加上两个假期读两本书,一年下来就是10本书。初一、初二两个学年就是20本书。以每本书平均20万字计,也有400万字。我曾经在“家园网”上对我的高中学生说:“三年高中语文学习,与其读三百篇选入课本,不如读三十本中外的经典,或文学,或哲学,或历史,或政治,或经济甚至宗教等。除去假期,一月一本,好好读,细细品,认真想,学会书本教给我们的阅读、思考和表达的方法,真正提高我们的语文能力和素养,这才是有意义的语文学习。”而我们在“家园网”列举的28个专题研究也有这个意思:高中三年,学生如能完成28个专题的语文学习,何愁语文能力不强,素养不高?成事在于计划;长计划,短安排,简单事,重复做,就会成功。
  其次要知道读什么书。目前,我国青少年读书的基本情况是这样:低幼孩子更喜欢动漫、绘本类童话图书,中年级学生偏向于科普、小说类图书,高年级学生对自身生活紧密联系的作品更感兴趣。作为中年级段的初中学生,正值青春、叛逆,是建立一个良好的“自我概念”的关键时期。进入初二和初三,又是进行情感教育、理想教育的最好时机。那么,小说、人物传记、科普读物是这一时期的最好读本,当然,适当加入一些哲学类的读本,加强对人生、生命、自然、宇宙的思考和探索就更好。比如说小说类的,我们不一定要选择官方规定的“初中生课外40部读物”,时代在变,学生的心理、认知、喜好、视野也在变。我们可以从《亚洲周刊》编辑部联合评选出的“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名单中去选择,如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萧红的《呼兰河传》、巴金的《寒夜》、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古华的《芙蓉镇》、阿城的《棋王》、余华的《活着》、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阳》、钟肇政的《台湾三部曲》、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等,(注意:这些作品很多都拍成了电影,可配合着看)这些文质兼美的华文经典,情感丰沛,让我们体验到不一样的人生,感动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人物传记也不一定非要读《名人传》不可,《鲁迅传》、《毛泽东传》、《朱自清传》、《闻一多传》、《爱因斯坦传》、《华盛顿传》均可。像广东的孩子,还可以读《韩愈转》、《海瑞传》、《孙中山传》等。初中生热爱科普,可以读乔治·伽莫夫的《从一到无穷大》、珍妮·古尔多的《黑猩猩在召唤》、刘易斯·托马斯的《细胞生命的礼赞》、爱德华·欧·威尔逊的《生命的多样性》、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马丁·加德纳的《啊哈!灵机一动》、詹姆斯·格莱克的《混沌:开创新科学》、比尔·布莱森的《万物简史》和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这里还真得呼唤一下中国的科普名著了!)至于说哲学类读本,可以读读周国平的《人文讲演录》、蒙田的《蒙田随笔》、培根的《培根随笔》、帕斯卡尔的《思想录》等。请记住作家王蒙说的话:“读书要趁早,要超前读书,多读经典。”
  第三学校和老师要知道应该做些什么。读书是需要指导的。为此,学校和老师要有所作为。比如学校一个月作一次读书报告会,半个学期举办一次读书心得写作评比,一个学期举行一次“读书节”(我们很多学校都有“体育节”“艺术节”,就是少有“读书节”)。一个班级可以办一个读书班刊,组织多个读书小组,办读书宣传栏,进行读书演讲、读书知识竞赛、读书研讨会辩论会等。学校还可以把作家请进学校,与学生交流读书与写作,扩大学生的视野;还可以播放与这些作品相关的电影、电视剧,之后,还可以进行讨论、交流,等等。方式方法,多种多样。为学生语文能力提高(当然也包括成绩的提高),为学生的一生发展,学校劳点神,教师操点心,这我就不多说了。 
  新课改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了,我们的语文课堂、语文教学仍然堪忧,我们学生的语文能力、语文素养仍然不好,我们真应该好好反省。教育不是一个热闹的行业,不能今天一个“明星”冉冉升起,明天一个“教学流派”突然创立,后天一个“教育大师”莫名其妙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