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陈钟樑先生的《期待:语文教育的第三次转变》

重读陈钟樑先生的《期待:语文教育的第三次转变》


吴泓


  近日,找陈钟樑先生的短论《期待:语文教育的第三次转变》(《语文学习》1996年第9期)来重读,仍然能感受到先生的远见卓识。文中那“预言般”的话语仍然能让我这样一位做了十年专题研究性学习后生晚辈感到震撼和心惊。



    陈老先生首先概述了“两次转变说”,即从古代到现代,语文教育经历了从“文字型教育”到“文字-语言型教育”的转变;“文革”后继而出现第二次转变,即从“文字-语言型教育”到“语言-思维型教育”的转变,“它高高举起的旗帜,鲜明地写上‘基础·智力·能力’六个大字。


    陈老先生告诫我们:“这两次转变都未能摆脱学科中心论教育思想的束缚”,而这种偏向于“科学主义”的教育主张,“最大的弊端是教学内容的划一化与教学过程的同步化”。“教育对象的个性、特长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语文想教‘活’是很不容易的”。


    陈老先生进一步指出:“语文学科与人的发展关系最为密切,它肩负的任务也最为繁重。语言是人交际的工具,思维的工具,生活的工具,终生学习的工具。更为重要的是,它不仅是人发展的工具,还是人发展的本身。……人们没有理由不期待着语文教育的第三次更为壮观的转变,转变为:‘语言-人的发展’,以此设计语文教育的课程与教材、教法与学法、测试与评价等等方面,促使语文教育全方位的改革。”


    陈老先生的这番话真是让人醍醐灌顶,可谓振聋发聩,也该惊醒惊醒我们语文教育这么多的“梦中人”了!


    从2001年做高中语文专题研究性学习开始,我也一直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实验伊始,我的思考仍然是以语文“学科中心论”的教育思想为出发点,如发表在2003年1月《语文教学通讯》的《语文教学的感念与回望》一文就有这样的表述:


    记得有人说过: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基本是文字型教育。及至上世纪初,转变为文字-语言型教育。而近十多年来,又出现了第二次重大转变,即语言-思维型教育。但这次转变,并未改变我国语文教育沉疴日重的现状。进入本世纪,我想,该不该出现第三次重大的转变呢?转变为“思想-精神型教育”,即形成一条以“思想”铸就为核心,“专题研究”为手段,让精神、思想和言语共生的学习主线,循序渐进,逐步攀升。我总觉得,我们的高中语文学习之所以突破不了“少慢差费”的瓶颈,原因就在于我们“文字-语言型教育”的痕迹太重,要知道,这是小学至初中阶段应该完成的任务,即“蒙学阶段”的教育内容;而十多年来我们进行的“语言-思维型教育”因为没有“思想”的支撑又显得无序和乏力。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什么年龄读什么书,什么学段做什么事。高中阶段,我们应该少去构建什么模式、系统或样板,多去研究精神和思想注入学生灵魂骨髓的方法和过程。


    然而,这样的认识在当时是朦胧的,并没能彻底地走出或突破“学科中心论”的思想藩篱,也不能解决我在教育教学实践中遇到的无数的困惑——我的脑海里萦绕盘旋的仍是:语文是什么?是语言文字?是语言文学?是语言文化?等等。换句话说,我的心中仍然是只有“语文”而没有“语文教育”;只知道“学科中心论”而不知道“教育是对人的关怀”(台湾学者蒋勳语)的“人的发展的中心论”。而这之后,我不得不放弃这样的艰难的思考和令人纠结的思虑。


    在进入专题研究性学习的第五个年头,我转向了对“人”的语言在不同阶段发展的研究。我在想:


    我们的孩子(学生)在不同的学段要达成的是怎样的一种语言能力和语言素养呢?(请注意:当时我不想用“语文”这个词而改用“语言”这个词了,当然后来还得用)


    要达成这样一些语言能力和语言素养我们教师应该做些什么呢?(这很重要。这些年,我们做了多少“无用工”啊)


    我们研究语文教学问题能不能多从“受众”(学生)角度、站在他们的立场去考虑问题呢?


    他们(学生)在不同的人生发展阶段需要一种什么样的语言能力和语言素养呢?


    他们(学生)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离开了“受众”(学生)需求,我们去苦苦思索“语文”是什么有实际的价值和意义吗?


    ……


    于是,我教育教学实践转向了“我的学生”,即高中阶段我的学生需要怎样的一种语文能力或语文素养的思考。于是,在这临近“新千年”第一个十年的最后的日子里,在师长和前辈的启迪和指导下,我逐步地摸索出高中阶段学生语言发展的上升曲线,即由“感悟”发展到“思辨”,由“思辨”发展到“研究”。(注意:这当中是交叉并行而又“各自”不同的)而高中阶段,仅从“语言-思维”发展的角度而言,没有从“思辨”发展到“研究”的教育完成,我的十年教改实验证明是不完善的。当然,在我“全方位”的教改实验中,不仅有学生语言思维的发展,更有学生思想精神的培育和人格品质的塑造。


    走过十年的“全方位”的教改之路的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告慰陈老先生的在天之灵。今天,重读陈老先生的“语言-人的发展”的论断,仍然震撼不已,仍然能感觉到冥冥之中陈老先生的预言是如此的正确和深刻!


    仅以此文纪念我所敬重的陈钟樑先生!


                                                      2010年1月12日于 深圳 宝安




向他们伸出手,拉他们一把

向他们伸出手,拉他们一把 


吴 泓   


  这些天,似乎遇到过很多事。
  一星期前参与过招生工作。大家匆匆吃过晚饭,就到指定的学校、指定的地点,竖起招牌——招生。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架势,感觉时光倒转,回到我在内地职业学校招生的情景。
  600分以上的孩子和家长喜笑颜开,700分以上的就更是神气,不用说,他们都我们这些高中学校“抢夺”的对象。我无法接受这种挑来捡去,独自看书或走到一旁僻静的地方,远远看着这幅图景。
  今日吃饭,和同事聊起招生的事,有同事告诉我,那些500分的孩子和孩子的家长,人们(当然指招生的人员)问都没去问他们要到哪所学校,他们自卑得很,前来询问时也是怯怯生的……是啊,自己没考好,自己的孩子没考好,多么难堪的事,多么不愿意发生的事,多么不愿意看到的事,多么让人心痛的事——“他们”,曾经也是好孩子,好孩子的家长,没有谁一生下来就是愚笨的、不好的、劣质的,他们不应该遭遇到今天这样的冷遇。我在设想着那些孩子此刻的心情,那些孩子家长此刻的心情……我们的教育在播散温暖的同时,不应该播散阴冷;我们的教育在种植关爱的同时,不应该种植下怨愤和仇恨。他们在前一段路上被人们所放弃,不应该在我们这一段路上又被我们所放弃……
  我想起了“富士康”的跳楼,想起了前些日子校园门前残害孩子的那些人……
  想起了一个同事说起她的读一年级儿子被“优秀教师”罚站在教室窗前看窗外风景的事;想起了我的亲人的儿子读初二长期被安排在最后一桌坐,后经我说项又“荣幸地”被安排在与讲台平行的位置旁坐……这些老师都是“我们”评出来的“优秀教师”啊!哪一家的男孩不调皮捣蛋呢?
  想起了我们很多老师,也包括我工作室所带的徒弟和我年轻的时候的梦想——带“好学生”,带“好班级”。那“不好的学生”怎么办?他们怎么就变成“不好”的?他们还能变
    想起了曾经有人说我——你应该到省级重点中学,你搞的是精英教育,这二类学校的池塘太小了……
  也想起了我曾经的回答——这类学校也需要我这样的老师,这样的孩子也需要精英教育……如果我的教育真的是“精英教育”的话!
  想起了我曾经的承诺——下一届,我来带带人们传说中“不好的班”的孩子的语文……
  也想起了《放牛班的春天》,想起了电影里那个叫马修的老师……还有那天籁般的、祈求人间赐福的歌声:
  看看你经过的路上,孩子们迷了路,向他们伸出手,拉他们一把,步向往后的日子。黑暗中的方向,希望之光;生命中的热忱,荣耀之巷。童年的欢乐,转瞬消逝被遗忘,一道绚烂金光,在小道尽头闪亮。黑暗中的方向,希望之光;生命中的热忱,荣耀之巷。
  我们的学校,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教育,向那些孩子伸出手,拉他们一把吧!

读《杜郎口旋风的再认识》一文所想到

读《杜郎口旋风的再认识》一文所想到 


吴 泓


  今早,读到唐建新老师写的《杜郎口旋风的再认识》一文,我马上想到我熟悉的两段文字和我的学生“做专题”“写专题”进步、成长的事来。
  两段文字是:
  凡把自己的教育理念、方案、谋略说得天花乱坠者,皆不可信;凡动辄言称‘学习革命’、‘教育的革命’、‘……的革命’者,皆不可信;凡动辄宣传教育的真理在握,非如此不可者,皆不可信;凡把教育的奥义说得伸手可及者,皆不可信;凡把教育的改革发展说得易如反掌者,皆不可信。那言称教育改革如探囊取物般容易者,也许乃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改革利益的最大受益者。(摘自刘铁芳著的《守望教育》)
  教育是慢的艺术。即使是知识的获得,经常也是困难、艰苦、缓慢的过程;人的成长更是曲折、艰难,有自己的规律,一点也勉强不得。有时候我们简直就没有办法使一个人学得更多、学得更好,也没办法让他迅速形成所谓"良好的"习惯,我们经常无法对自己的教育行为作出恰当的判断,也无法洞悉一个成长中的儿童最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恰到好处的保护和帮助他,教育其实就是一种互相寻找、发现,彼此增进理解的过程。经常,我们要等待一个儿童的成长:他智慧的觉醒、力量的增强、某种人生信念与价值的确定,他需要你针对他这个具体的人而给予的帮助,即温情的理解、真挚的同情、诚意的鼓励、恰当的提醒,也许教师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耐心、敏感、克制、清醒的边界意识,同时还有乐观的态度、积极恰当的行动能力(一种临场智慧)。教育给予学生最重要的东西,确实不是知识,而是对知识的热情、对自我成长的信心、对生命的珍视、以及更乐观的生活态度。(摘自张文质撰文《跨越边界——生命化教育的一些关键词》)
  我想,作为一位有良知、懂常识的教育工作者都不会相信那些所谓的“教育神话”,都懂得教育的艰辛和苦痛。
  这些天,我一直在批改学生的“读王安石”专题的习作,很多学生带给我惊喜和愉悦,因为他们一次性就成功地上传了自己习作。他们高兴,我也很享受。然而,另一些学生却写得艰难——第一稿交上来,习作的思路有问题,我找他(她)交换意见;第二稿交上来,问题依旧。其实,思路的问题是思想的认识问题,我和他(她)再次交换意见,说文章还得改,把思想认识梳理清晰,如你认为王安石是“这样”,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在这些方面又应该怎样表达呢?于是,第三稿又交了上来,还是问题很大。这位学生说,写作真的很难啊!(注:这位同学以往的专题习作都一次成功,这一次遇到大难题)我说,是啊,是很难,但迈过这个坎,就有大收获。
  在和学生进行专题学习的日子里,我真正体会到教育真是很艰难的事情。所以我和我的学生常常会在嘴边挂着陈丹青老师的话:“不要怕烦,不要放弃,不要敷衍。”以此来激励自己。所以,我和我的学生也绝不会相信那些所谓的“教育神话”:
  一所普通的农村中学,仅仅几年的时间,解决了诟病已久的一系统沉疴,且走出了一条代表“未来教育发展方向”的金光大道……
  一个刚毕业仅四个月的青涩丫头,一跃而成为“名师”……
   一个错字连篇,甚至连“下水”作文都不会写的老师,能教出好学生……
  一群号称教育“起义”的农民,能肩负起中国民族教育振兴的希望……

只有“改变自己”才能“解放自己”

只有“改变自己”才能“解放自己”


吴 泓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具体说是2000年以前),我丝毫没有怀疑过教学大纲的权威性和指导性,也极其相信课本是我教好语文学生学好语文唯一凭借或根本。一句话,我是一直把“纲”和“本”奉为圭臬,并认真按照“别人”为我设定好的“程序”去搞好自己的语文教学的。
  是什么时候,我开始悄悄地、慢慢地“改变自己”了呢?
  时间是——2001年9月8日。
  那一天,我走进了文印室,给我的每一位学生印制了一份“纸制品”的蒋廷黼《中国近代史》。接下来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在课堂上,我和我的学生,拿着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级中学课本《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必修)与蒋廷黼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油印本,一起对比阅读,一起对照思考……那些针锋相对的观点、看法或结论,在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往往是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而在相互认同又能达成一致论述或论断之后,我们又茅塞顿开、恍然大悟。而在课下,学生们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看法也会兴致勃勃地寻找、收集与之相关的各种书籍、资料(或文字、或图片)……可以说,在当时,我们是完完全全地沉浸在一种自主自愿的、自由愉悦的、充满着思维挑战性和开放性的学习过程之中,而这样在课堂上“读一本书”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方式,是我和我的学生以前从未经历过的。这期间,学生不仅没有做那些所谓的“优化设计”的练习题,就是连正式的语文课本也暂时地搁置一旁。当然,我也免除了每天都改那些无用练习之苦。
  短短的一个月时间结束了,当一本薄薄的散发着油墨香味的《家园》班刊(含我的思考和学生的习作,计4万多字)送到我和我的学生手中时,那份惊喜、激动、成就感、自豪感……无以言表,无法言说。多少个不眠之夜,我会摩挲、翻阅、遐想着这本简陋却闪耀着思想火花的《家园》,而在这之前,他们,我的高中学生,也只是会写“我的同桌”“我的老师”“我的父亲和母亲”“我们班上的一件有趣(或有意义)的事”的孩子(注意:我认为高一年级根本就不应该学习这种本应在初中阶段完成的记叙能力),怎么一夜之间竟天壤之别了呢?
  于是,我斗胆地抛开语文课本,打着“研究性学习”的旗号,做完了后三个专题,它们是:百年寻梦——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走进鲁迅世界——读《呐喊》《彷徨》、生与忧患——解读苏轼、科学的巨擘,人类的良知——爱因斯坦。
  就这样,我小心翼翼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今天——我曾在《高中语文“经典—专题”研究性学习介绍》一文中写道:“在今天,我和我的高中学生,是不上语文教科书,不做与教科书配套的‘优化设计’练习册的。”可换在十年前,我是不敢不教语文教科书,不敢不做那些与教科书配套的‘优化设计’练习册的。我不知道各位同仁能否想象得到我当年不上课本不做练习那种患得患失的焦虑的心理状态——又要上课文,又要做练习,做完练习肯定得讲评练习,不讲不放心啊,时间不够用啊!隔壁班正在如火如荼地做练习啊……
  就在样,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去读书,去思考,去和学生进行思想的交流和碰撞;在我们的课堂上,阅读是学生在阅读,思考是学生在思考,表达是学生在表达;而我,也从那些所谓的语文练习的苦海中逃脱出来。
  我改变了自己,同时也解放了自己,解放了学生。
  近日,读王寅先生的《艺术不是惟一的方式——当代艺术家访谈录》一书,对台湾全才型艺术家蒋勳谈自己教学生的一段话更有体悟。蒋勳先生说:
  我最迷的还是电影,我觉得21世纪在人的文化的感受度上最强的一定是电影……我自己本来就不喜欢行政的工作,当然我觉得我做得很好,在台湾用的是比较异类的方法,学生从来不管,我们每天就看电影,而不是教技巧的那些东西,所以,那批学生的创作力很强。(书第18-19页)
  “学生从来不管”,我还做不到。但,现在,我的学生每天都阅读经典。很多时候,我在读我的书,上我的网,在工作室等着他们来(隔壁就是学生的电子阅览室),分享他们的阅读、思考、疑惑、顿悟……我不教技巧的那些东西,所以,我的学生的创作力也很强。